俞是說

紅色不是唯一的顏色，不必狠排橙色，香港要成為亞洲國際大都會更應該海納百川，擁抱多元，尊重差異。大國堀起，不必霸。母忘，有容才大。本周六、日，當妳/你在香港天空看見「國際不再恐同日」的彩虹旗紛麗飄揚時，請以笑容相迎，行動加入。彩虹旗是性別(強調不是兩性)平權運動的象徵，代表了豐富多元的性別共存，也是人類作為人，以愛相待，以仁兼納的高雅精神呈現。

首要強調，性別不是生理上簡易的分類，男女二元外，還有繽紛的可能，起碼有跨性別、易服、變裝、變性、換性、tb/tbg、0/1/10、女性男性化、男性女性化等等，是社會建構、個人生物性及心理等等流動混合的結果，涉及的不是生殖系統，而是一個人作為我的「自我」。如果國族是值得張揚的身份，為何最基本的自我身份的追求要受到打壓及歧視﹖

不只男女 彩虹性別

曾來港短住半年，著有《Hong Kong》等四十多部書的英國歷史學家及遊記作者Jan Morris，由男變女後，出版了自傳《Conundrum》，當中對性別有很剔透的描述：

「性別或許是靈魂，是才能，是興致，是環境，是人的感覺，是光和影，是內心的音樂，是邁步一跳或者交換眼色，是更加真實的生命和愛而不是什麼性器官、卵巢與激素的總和。性別是人的根本，人的心靈，是統一的一個部份。」(浙江文藝中譯本，頁30)

變性人屬性小眾，而廿來歲的MoMo 是男轉女而愛女人的同志，更是少數中的少數。但他非常堅定，不要泯滅本性，強調自己是換性人，即本來是女的，是身體出錯，「換」回一個正確的身體，而不是後天「變」成一個女人。

「我自少就知道自己應該是女的，小學時，最討厭就是那套校服，常常就希望穿校裙，更衣室是可怕的地方，儘量不跟男孩有身體碰撞，換衫縮入一角。上體育課，男女分開，雙眼就死瞪著女仔那邊，覺得自己是應該屬於那裡，應該是其中一份子。」

在異性戀主導下，換性者為追求外在和內在的調和，處處跟社會交量，每每跟大眾目光格鬥，長期孤身作戰，痛苦難言。年多前開始全身女服打扮，長期服食賀爾蒙，並將在年底進行手術的MoMo說：「在香港公開談性，也是罪過，何妨是我們這些男非男，女非女的呢﹖最可怕的是別人歧視的目光，像一把刀，把妳撾到墳墓。」這些目光，足令性小眾受到就業(她長期失業，只能兼職)、教育、公共設施使用等等的歧視。

公廁便是性小眾朋友的戰場。上星期，有一位易服者在灣仔一間酒店女廁被捕。說起此事，一路說話平定的MoMo忿忿說：「對我們來說，入女廁是對自我的一種肯定及確認，非常重要，我們沒有傷害人，為何一種對自我肯定的行為，會換來罪犯看待﹖」想起另一位TB(Tom Boy)朋友說：「有次一位非常男性化的女同志，甫入女廁格，就被嬸嬸反鎖，連問也沒有問，廁門重開時，面前己是警察。」也許，嬸嬸出於無知和害怕，但同志間也有歧視，「平日，我很小心，總是讓同行的所有女朋友先去廁所，我最後才入去，有次卻忘記了，一班女孩入去，當中一位女同志突然睜起眼睛問：你點解係度架﹖」 當然，主流媒體的獵奇鏡頭，有味文字，如什麼「扮辣妹闖女廁」、什麼「被醒目女職員揭穿」都內置了負面價值取向。

其實，這篇訪問也會帶有既定取向，MoMo回應時顯得緊慎而得體，誠懇而小心，相信是長期防守訓練的結果，試想連去廁所也要小心奕奕、顧及別人感受，她們日常承受的壓力有多大。她淡淡地說：「我自少就很冷，冷眼一切。和家人關係近而不親。很細就知道自己跟人不同，身邊有很多朋友，卻沒有跟人說，埋在心裡十多年。練就了滴水不漏的保護牆。」「對於換性我是堅定不二的，但人其實很灰，心理常常處於低潮，自少對什麼都提不起興趣，因為沒有將來，想過自殺，連自我身份也不能確定時，人有什麼是重要的﹖」如果，社會對性小眾沒有歧視，對多元性別有更多資訊及了解，MoMo早就可以跟自我契合，痛苦的日子不用這樣漫長，也無用放下自已的學業及發展興趣的機會。

同中有異 不能定型

樣子清秀，身型苗條的MoMo的感情路也是歧嶇，她的前度女友接受她的決定，但MoMo知道「對方其實需要一個男人，便黯然把她推開，但仍是好朋友。」「性別不是我愛一個人的條件，我愛的是一個人，說不定突然我會愛上一個男孩，性取向是浮動的。」

性別不只男女，女同志也不是鐵板一塊，女同盟的Connie說：「台灣說的TB也有一百種，我很認同，如有”板仔的”、”娘娘的” 、”細路的”、”大佬的”，就好像孔雀開屏，是一種求偶的訊號，TB也不一定要跟TBG一對，這就似異性戀的翻版了。我是TB，從前的女友比我更豪爽，她正職收數，跟人在波地踢波，當然，同志中，也有不接受，問我們兩個TB做乜攪gay。不過，如果有女友把我性幻想為男人，我們的關係是不能維持的，大家追求不同。」

香港彩虹的小卡說：「主流以為男同志就是好camp、好姣，當然不是，我外表也不怎麼樣，我是”0” 仔(身體被進入)，也有 “1”仔、”10”、”69”等等不同的身份，有一對維持了很多年的快樂同志以slave 及master互相稱呼。」

要打官司才有的公義

小卡認為今天社會對同志的認識是多了，起碼不把同志等同愛滋，而互聯網也增加資訊流通，擴闊了同志社交渠道(同時要承擔風險)及討論空間。但是，去年鏗鏘集「同志‧戀人」紀錄片被廣管局發出「強烈勸喻」，被要求加入所謂「持平」的反對聲音，就叫人直視社會的保守勢力，片中主角之一的connie說：「當異性戀拖手、接吻、上床，非禮、強姦都可以在電視的黃金時段播出，為何我跟女友拖手說考慮結婚就受到強力的「勸喻」﹖我覺得簡直是侮辱我們的愛情，侮辱我們的性別。」

上周「同志‧戀人」司法覆核成功，但為何需要打官司，性小眾才能得到公平看待﹖夏正民大法官的判詞不就是說得清楚：「《同志．戀人》只是探討人類的基本生存條件，節目中受訪者希望與伴侶有一段穩定及長期的關係，這是人類的渴求。」明明是尋常的對婚姻的渴求，為何落在同志身上，卻變得千辛萬苦﹖所謂的家庭價值說到底，只是以核心式家庭、異性戀為本，完全無視性小眾的存在。沒有反對性傾向歧視的立法、婚姻及伴侶法，性小眾的朋友將繼續失去房屋、醫療、器官捐贈、人工授孕權、合葬、遺產繼承、遺屬權、福利、稅務、伴侶居留及工作權等等基本人權。如小卡說：「我們只要平權，不要特權。」

此外，中學同志及中年單親母親同志的增加都反映了社會文化的改變，社會的支援足夠嗎，如學校社工懂得處理求助的同學嗎﹖小卡說：「難得年輕同志鼓起勇氣，向學校社工求助，他們不是向家長告密，便是當異性戀個案處理，也有轉介來香港彩虹的，但我們資源有限，不能全數處理。」如果社工的專業訓練裡，有正視多元性別的話，就不會跟現實脫節。

害怕源於無知，但無知不能成為合理化歧視的借口。一色獨大，世界更小，不合公義。是直是攣，故事都可由認識開始：5月18日銅鑼灣東角道行人專用區將舉行國際不再恐同日集會，(詳情: http://idahohk.org)，另，有《直人撐同志，無分攣直》的遊行及有關中學同志談戀愛的講座(詳情：http://antihomophobia2008.wordpress.com/statement/)

(刊於17-05-2008《明報世紀版》橙色部份被cut掉了)

蘇絲黃擠眉瞪眼向我們介紹「慳家王」，消費者委員會卻以拆彈口吻，叫我們不要儘信超市，為「對付通漲，購物前，宜格價」，但，真有選擇給我們比較嗎﹖還是怎也離不開三數連鎖店資本壟斷的金剛圈﹖自由市場這個自封寶號，只是妄顧現實的神話﹖基層有足夠條件去格價嗎﹖更要問的是，為何對付通漲，會落在個人的消費智慧上，誰更有責任去追究物價飊升的結構性成因及對策的可能﹖另外，當家的婦女，再度首當其衝，賠上時間，犧牲心力去格價，還要背負貪便宜、羊群師奶的標籤﹖

攝影：劉嘉美 相中人：鳳英

天問一：選擇在哪﹖

余鳳英在理工大學當兼職導師多年，選擇打散工，較接近閒雲性格，也可以有更多時間專心照顧心肺衰竭的母親。打點家人飲食，買菜造飯，管買管數是她的日常。零五年，她從葵涌搬到樂富，社區環境很不同，有連地鐵大商場，卻沒有講人情的小商鋪。從前，購買日用品的地方多樣：屋苑樓下地鋪、對街小店、街市等等，小商戶有競爭，格價有可能；現在貴為領匯龍頭項目的樂富中心商場，地方豪裝，卻只有大型零售、服務業及食肆，高昂租金令走中間路線的靈活小商戶無法生存，居民購買必需品，只有大型超市，別無他選。「所謂格價，只是在兩間超市來回罷，哪有其他商鋪﹖連細間藥房都無。」公屋商場私有化，社區經濟生態單一，空間樣板，選擇久奉，怎去格價﹖

鳳英自有一套：「格價其實不是周圍看盡同類貨品的價錢而買，而是一種累積而來的經驗，分辨出一個合理的價錢。例如柔順劑有時18過幾，有時21過幾，妳就知道合理價在哪，心理好簡單：被人搵少些笨。」她自第一次領教過日本大型超市全線九五折的甜頭後，開始累積經驗和策略：「要留意優惠期，衡量等唔等得，也要對數，多次中招，收銀無給我優惠價，多收我幾十元。有時，真會買多了，如四過幾一個杯麵，八元卻有三個，妳忍得唔忍得﹖衛生巾買兩包著數些，多了也不會壞，妳會不會放過﹖」

「但米是日常必需品，真要特別留神，我一家三口，一星期吃五斤米，泰國金象米五斤裝，早兩星期約36元，現在40幾元，升了7、8元，一個月已經多用幾十元，怎能怪婦女趕到超市掃貨﹖她們最貼近生活需要，最精明，知時機，入貨是基於理性的考慮，事實真是無貨上架，到底是貨源少，上架慢，製造市場恐慌，還是掃貨狂熱無事起風﹖」是的，為何主婦買米是無知羊群，排隊招股、買金或開人民幣戶口就是精明的投資﹖都是趁低吸納罷。

天問二：質素在哪﹖

「其實除了貨品價格外，也要考慮質素。」鳳英續說。明白的，為了慳錢，也會吃個最便宜的下午茶，但妳得到的是什麼食物﹖慳了錢，但壞肚皮，算不算精明﹖銀碼是不是消費者唯一的考慮﹖「蔬果我一定不會在超市買，他們常常把快要過期的水果，重新包裝，平價出售，但回家就知搵自己笨。」

鳳英母親很喜歡煲湯，買有藥材的湯料成為她另一主要支出。「湯料我一定不會在超市買，他們常常推銷黨參什麼什麼的，但好醜怪呀，即使平，也不買。」鳳英會寧願專程返回葵涌，幫襯相熟的細間藥材鋪，「他們細間，但貨多，也是建立了長久的街坊關係。他們的價錢未必最平，但對貨源及質素都有信心，貨唔靚時，他們會用各種暗示的方式，如今次批貨麻麻地，不如下次先買啦，讓妳知道，也會教妳怎樣用藥，怎樣分辨好壞，如哪些冬菇是混了劣品，也會隨手送妳一抓白合、核桃肉什麼什麼，本身也可以值幾十元的。」

相比基層人士，鳳英仍有經濟空間，選擇較佳的貨品及消費模式，但能力有限的基層朋友，有條件去格價嗎﹖還是和物價進行場場你升我就縮的格鬥﹖

天問三：條件在哪﹖

觀塘基層婦女娥姐，來港前是護士，現在無用武之地，專心照顧家庭，她句句精警：「窮人格價好平常啦，但宜家漲價驚人，根本負擔不起，米貴，唯有食粥，加些菜、少少肉，一樣飽肚。」「街市差不多收市才去買啦，椰菜耐放，四元一個，五元兩個，當然買兩個啦。妳知道牛池灣街市係有平野，但車錢不是錢嗎﹖唔去啦。」她也會幫襯連鎖式水貨市場，不擔心食品安全嗎﹖「有什麼辦法﹖餓死仲慘啦，唔食就營養不良，顧不得呀，放多些白果囉，可以排毒。」

另外，在深水埗從事地區工作的樂欣說：「這邊仍有一些舊式屋村，有幸未被領匯侵佔，大型超市的出現也壓死了街市中不少小商戶，只是街坊自有其生存智慧。是的，在南山村買一斤菜心要8元，那就徒步十五分鐘到石硤尾街市買吧，又平兩塊、選擇又多。是的，我們「有所選擇」，只是那些選擇是用汗水及時間換來。」其實，只要隨便到石硤尾、深水埗舊區走走，不難發現公公婆婆，拉著車仔，慢行大街小巷，為的就是長征買送。

長者尚且有閑餘時間，在職婦女又如何﹖把私人的時間、心思通通犧牲來奔走格價﹖半職的鳳英說：「時間、金錢有限，妳會給自己看場戲，還是逛街市﹖妳會見朋友，還是尋找平價而安全的豆腐鋪﹖」何況是家庭事業兼顧的在職婦女﹖

對基層來說，格價是奢侈。對抗物價，只能吃少些，多費時間，多走遠路，心甘情願自投食品不安全，身體不健康的惡性旋渦﹖

天問四：答案在哪﹖

物價為何升天，才是真問題。糧價急升，由於市場需求失衡、農地銳減、土地沙漠化﹖還是生物能源的出現，全球資本流通金融市場抄作惡果﹖當中有什麼社會成因，結構因素﹖政府角色在哪﹖不知病因，如何對症﹖最受影響的基層，除了自求多褔外，唯有問天禀神﹖ (刊於2008年4月20日星期日明報)

幽默，作為一種策略，叫人尋味。它可以是政客演說的調味劑、補習天皇的主菜、推銷員的專業雜耍；文學評論家說，幽默是修辭技法，集戲謔和同情於一身；心理學家說它是釋放心靈的妙法，攪社運的人呢﹖上街、行動會不會用上幽默感呢﹖來自荷蘭的美麗女孩Elena Simons 發明了新字：”fungagement”，她認為不必用硬磕的方法來關懷社會，開懷、輕鬆的方法一樣可以引起大眾對社會事務的關注。

由飯盒開始

Elena出身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中高家庭，家境不俗，十七歲去了美國紐約學藝術，聽了有關消費主義的課，開始反思生活，自覺買東西太多，對環境影響很大，點起了對社會關懷的火。回國後，第一件作品是在阿姆斯特丹不同的地方，掛上六十個盒子，上面寫著：「有錢的話，請把錢放在盒內；無錢的話，請在盒內拿。」

結果，有人投錢，有流浪漢得到免費午餐，同時，惹來傳媒目光。當時，她十九歲，「我那時在快餐廳兼職，同事問我為何不好好宣傳，我不懂呀，便在網上找教人寫新聞稿的東西，我照著做，便出了第一篇新聞稿，開始了我的工作。」

兩年半前，她成立了一個叫wonder(www.wonder.nl) 的組織，現有五位半職同事，她是創作總監，也自稱為社會發明家(Social Inventor)。她一邊跟不同的人，包括高官、老師、學生做工作坊，一邊身體力行，具體實踐，攪連串好玩的社會行動。

領養官員計劃

          例子很多，如在荷蘭最受歡迎的”Citizen Buddy” 計劃，參加者可以領養一位政客或公務員，每月定時單對單見面。你可以帶你的buddy到海灘散步，或嘆個下午茶，也可以要求對方回應問題，交功課，如Elena 自己領養了環境署的秘書長，她問對方為何宣揚環保的方法總是那麼悶﹖為何不用更好玩的方法教小朋友﹖為何官員無創意等等。

         可以想像，此計劃非常受歡迎(香港可能嗎?你會領養誰﹖)，參與的人認為很有用，因為對政府的日常工作多了具體的了解，從日常生活裡明白政客是一回什麼事。難得是，荷蘭政客都很開放，樂於跟市民直接接觸，計劃得到不同政黨的政客及大小級別的公務員參加，現有二百位成員，先後有七百五十人參加。她們的工作就是配對、建立網上平台，讓參加者有系統地分享及紀錄當中的過程及改變。

在鋼線上遊戲

另一個在荷蘭引起很大迴響的是Elena的第一本書：《Fun with Muslims》，以印刷精美、送禮用的gift book為形式，教人如何跟回教徒相處。當中紀錄了她跟原教旨朋友一起購物、跟獄中摩洛哥朋友打羽毛球、跟伊斯蘭女孩談內衣。「這是我覺得最難的一個計劃，很多人叫我不要做，很大壓力，過程中，自己也很迷惑，不知有沒有問對問題，最初出版社不願出版，後來終於成事。」是的，把自己放在一個完全陌生的文化脈絡，不能不說她勇敢。「當時，荷蘭對回教徒有很多負面及偏面的報導，我便決心做點事。」舉重若輕，正是幽默的本事，社會共融實在不只是一個口號，此計劃有效嗎﹖「很難有一個量化的效果，起碼已引起大家談論。」她認真地說。

事實上，Elena十分在意「有效性」，她最新的計劃就是出版一本針對貧窮、戰爭及環保議題的書，專提供解決方案，也將推出網上平台SaveTheWorld.nl，教人以錄像為工具，改變世界。

有用的美感

Elena關心的議題，相當「跳躍」，除了以上例子外，也關心動物性權的Sex for animals，「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動物死於處女/子之身，我們要讓動物有享受性愛的權力」；成立Cool Women，組織粉紅色的「購物兵團」，以女性消費者力量去推動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如集體購買有機食品；有以讓人快樂為旨的Happy Company，如在地車平台組成「揮手團」，向上班的你揮手，並有大、中、細可供選擇，大版即有五十人拿著白手巾，跟愈行愈遠的你唱歌、吶喊、舉橫額。

每個行動都有用得來好玩，視象極強，如女子購物兵團，一身綠衣紅帽制服，不無氣勢；動物權益海報，抵死有力，大大加強訊息傳遞的力度。這大概是本地社運較少留意的地方：美感的兼顧，形式本身的創意表達，我們大多議題為本，集中訴求的表達，不是橫額就是旗海，形式純粹是表達的工具，沒有想及附加其它意義。其實，我們欠的是美感創意，還是幽默感﹖

香港版可行嗎﹖

        Elena今次來港一星期，先後跟本地社運朋友及深水土步重建區的老街坊做工作坊，大家都不約而同問：「她的計劃可以轉化到香港來嗎﹖會有用嗎﹖」

        我想，可以分為兩個面向想：街坊(或市民)及組織者。

        當然，荷蘭及香港的文化氣氛，社會脈絡有根本性差異，如果掛在牆的錢盒放在香港，肯定有人因爭錢而打架，「荷蘭貧富懸殊不嚴重，階級不明顯，錢盒計劃期間，沒有發生過什麼事。」Elena說。購物女兵團是否只是中產玩意﹖參加者都只是年輕女孩﹖「荷蘭的有機食品相當普遍，價錢略貴，卻可以付擔的，參加的成員多是30歲上下的女士。」她答。在香港，卻是連一般豬牛肉都很貴呢。

         也許，Elena的計劃不儘適用於香港，但幽默感卻可以令人稍稍放鬆繃緊的神經，微微離地，異想天開一下。如Elena在深水土步的車房內，叫二十來位面臨清拆的老街坊一起合上眼，跟她一起發五分鐘的白日夢，街坊也真的帶笑合上眼，想。他們發出種種奇想，如設立民間法庭、或「咀」法庭每位人士、或在法庭外單車巡遊、做勝利花牌等等。的確，工作坊未必帶來實際的改變，卻成為一次集體的攪怪經驗、嬉笑間有更多的會意、鬆動的神經可以儲蓄更多正面的能量。(這又或只是我自己的奇想﹖)

另外，跟Elena參加在理工設計學院舉行的「反轉社會行動」的組織者，反應跟街坊不一樣，他們很快就把Elena提供的技法，包括「反轉」(如反客為主的領養計劃) 、「滲透」(她曾成功地把街上的垃圾放到大公司的貨架上)、「誘惑」(如美麗的女兵團)，化為一個個實驗行動：當場走到理工平台為人提供免費薯片、不盡的讚美、跟街上煙民共享免費流動煙灰座、交換禮品等等，最厲害是免費給人一次「飛行」，即幾個人把對方抬起，人肉滑行等等。這些行動，跟平日爭權益、反不公義、支持環保當然很不同，有沒有用呢﹖

真的很難說，至少喚起了感覺，組織者可以放下平日用慣的、強硬的陳述，用笑容來打開可能性的寶盒，開拓不同說話的方式，跟「街客」共享煞拿的美妙時刻，建立一種共同經驗。當然，對方是否願意接納，如大可拒絕妳免費提供的按摩服務，這又可能是技巧的另一層次考慮。

相信，我們不可能照單全收Elena的計劃，但她反問：「你們為何不開設香港版本的Happy Company﹖」是的，如果幽默也可以上市。(刊於2008年1月20日明報)

這粒糖，甜多久﹖基層用來送藥，中產用來佐酒，富豪商家用來錦上添花、繼續光亮﹖作為公共政策工具的財政預算，除了平衝收支，分紅派糖外，是不是更需要有遠景路徑，創新思維，開拓本土經濟產業面向，以及對應公共需要，發揮結構調整，資源重新配置的職能﹖

這是曾俊華先生第一份財政預算，為做好這份工，他給了我們三大公共理財信念：承擔、持續及務實，意願良好，但首要問的是：公共財務的本位在哪﹖為誰承擔﹖為大多數市民還是誰﹖133萬貧窮人口算不算大多數[1]﹖一千八百元電費補貼很具創意，但最大得益者到底是誰﹖

預算的可持續性，其實只聚焦在庫房收支平衝，說到底，以派糖維持民望，沒有以滿足公共需要為旨。所謂「應用則用和用得其所」的務實，有何標準﹖正視及解決貧富懸殊，市場壟斷，老人無依，工人無保，是不是務實呢﹖持守「大市場、小政府」的策略，把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控制在百分之二十或以下的應然性其實在哪﹖相比經合組織(OECD)的成員國，於2003年的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平均高達百分之四十四說明什麼﹖是的，聽到聽到，它們不乏高稅率的福利國家，但我們的百分之二十是以什麼為依歸﹖雖然基本法列明要量入為出，但這是不是守財如奴﹖上限有沒有討論的餘地﹖小政府，你有多透明呢﹖

山寨廠老闆經濟學

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直指預算案是「務虛」、只是「山寨廠老闆經濟學水平」，停留在小型經濟格局，沒有開拓，長遠投資欠奉，而且「雙重標準，對低收入補助，只是一筆過的短期支援((如對長者三千元的額外津貼及為低收入家庭代繳一個月公屋租金)，對中產的減稅(如調高稅階、調低稅率)及商人企業的優惠(如調低利得稅)卻是長期的收支削減，這算得上社會承擔嗎﹖政府還用40億來為兩電做公關，不是利益輸送、討好商家是什麼﹖」

預算案非常強調人口老化問題，並將長者等同社會負擔，陳批評說：「老人家當然不是社會負累，他們也是消費者，會刺激生產需求，增加本地消費，政府就是不懂資金循環的道理，從前福特汽車，除了發展生產線，工人工資也特別高，工人有錢，擴大消費，產生買車意慾。」

「若說人口老化帶來沉重醫療負擔，為何不在預防著手，包括改善空氣、住屋、食物、工作環境等等，成本肯定較治療低。事實上，醫療不一定是福利，政府可以好好發展它成為產業，輸出服務。」陳續說。

長者是一個什麼問題﹖

作為有社會承擔的政府，除了把長者及弱勢「問題化」外，到底有沒有正視他們的具體處境，貧窮的社會成因，真正的需要﹖

如家住大窩口的馮容婆婆，今年九十四歲，大半生打住家工，獨身，個性強，不識字，卻煮得一手好菜，家務了得，正是從內地來的香港第一代女性自力更生的典型。「我好細就有一個夢想呀，一生不靠人呀。」她不停打工，直到八十二歲才因為抹窗傷手，被老闆借勢迫走。幾經奔波，才取回三萬元(她月入約三千元)的長期服務金。她卻是一生苦勞五十年。最近一次大病後，三萬元如煙消。現在只有跟孫兒分戶，以獨居老人身份(跟子女同住的不合資格)申請長者綜援生活。「我對香港怎會沒有貢獻，我那些大老闆對外做生意，開業務，我為他打理家庭，他為人，我為他呀。」馮婆婆說得清清楚楚。

「老人家不要什麼，只想不靠仔女，有地方安樂就可以。一次過給我們三千元無用呀，要人人都有的全民退休保障才幫到老人家呀。」馮婆婆認字不多，卻是自我起動的公民，她積極參與爭取全民退休保障運動，明知有生之年都未必看到，但她說：「為了下一代而爭呀，你要為我，我要為你才有力量呀。」她努力為下一代，我們這一代又如何看待她們這一代﹖邊緣化長者為社會問題﹖認定政府承擔全民退保就是養懶人﹖實在不公不義，對弱勢火上加油，強化標籤。

在職長者又是一個什麼問題﹖

馮婆婆說的是獨老故事，而今年六十二歲，當家務助理的阿梅說的是在職長者的狀況，是我們第二代香港人的女性自強故事。據2006中期人口調查，60歲或以上人口約有一百萬人，在職長者約佔十一萬人，女性佔多，他們年紀漸大，身體因長期勞損，日見虛弱，還要兼顧兒孫及比自己更大年紀的父母或丈夫，乏力討價還價，有工開變成恩賜，常活在憂患中。他們未必沒有技術，只是一身好武功(如車衣、紡織、手藝等)隨經濟轉型而不被承認。長者過往的青春、血汗、精神都在為香港累積經濟資本，今天經濟轉型，所有經驗都視為多餘、沒有價值的。長者要再度進入勞工市場，女的多轉為家務助理或清潔工；男的多從事保安。

「政府今次派糖，沒有惠及萬多名家務助理，當我們這個工種透明」身為家務助理總工會理事的阿梅忿忿地說。「家務助理本身是不穩定的彈散工，早年已不被納入強積金條例的供款制度，既然沒有強積金戶口，也被排除注資低收入戶6000元以外，根本是雙重歧視。」此外，據工會數字，七成五家務助理工時少於72小時，八成月入少於4000，經常跨區工作，交通費佔月薪一成以上，卻不能受惠於預算案為偏遠地區人士而設的「就業交通費支援計劃」。想強調的是，要正視長者貧窮的原因，起碼要對他們的生活處境、從事的工種有具體的了解，才能提供實在的支援。

誰真正受惠強積金﹖

預算案以「積存資源、未雨綢繆」來形容向每名月薪不足 10,000 元人士的強積金戶口一次過注入 6,000 的措施，強積金真的可以保障我們的未來嗎﹖如消委會早前報導，我們其實要負上驚人的管理費，「而且資金長期凍結，一直由營利的跨國保險及金融公司管理，實在沒有保證，即使有很高的透明度，我們很容易知道自己的錢去了哪或有多少，但中間完全不能左右那些所謂的投資專家如何投資，也無法監管他們的表現，我們全民陪賭，齊齊被納入國際金融資本運作，但不論羸輸，投資專家都收費。」年輕的精算師江繼祖說。

此外，強積金有不少漏洞，如僱主在員工六十五歲前解僱或遣散他們，可進行「對沖」，即從員工跟僱主合供的強積金來補償員工，自己省卻一筆，變相是從員工自己的口袋的錢來賠償，而員工的強積金被抽走後，又如何得到退休保障﹖

人口老化、貧富懸殊的確是社會現實，但除了標籤長者及弱勢為負擔外，應否更認真地探究貧窮的社會成因﹖除了傾斜發展金融服務行業，可否創新思維，拓展勞工密集的行業，如社區內的環保回收﹖長者豐富的經驗可否轉化為受尊重受認受的知識，成為本土的文化資本﹖全民退休保障是不是更能公平地保障我們的未來，具體細節可以再談，但總要有一個開始，拿出來討論。有社會承擔的財政預算，以民為本，讓人人有機會持續發展才是最務實的。 (刊於2008年3月26日明報世紀版)

對高官而言，K20-23不過是一個檔案，一堆銀碼，連串的估值；深水埗街坊卻看見活下來的地方，自己幾十年來點滴累積的生活歷史及情感，以及自主的選擇、權利和尊嚴；Maggie卻讀出不公不義、憤怒及介入的迫切。於是，零四年開始，她不分日夜，解碼拆碼，擔當街坊的導體，點亮改變的可能。

Maggie在深水埗長大，父親在區內開車房，已經33年，人人認得，所以鋪面掛的仍是上手洗衣店的招牌都無問題，而且在鋪內養了一隻有條白色nike眉的沙皮狗、貓頭鷹、穿山甲、會叫人「靚女」的鸚鵡，既是車房更是快樂的動物園。但，歡樂氣氛隨著收到房協的清拆通知信開始改變。

「我看見老豆很擔心，好驚，便可始看文件，嘩，什麼「佔用人」、「差餉租值」大堆專用名字及條例，多嚇人；又派人來叫我阿媽簽字，阿媽不清不楚心慌慌，就簽了。令我最氣憤是，參加發布會時，要求房協解釋安置賠償，高官的咀臉非常難看，還說是改善我們的生活而收樓，叫看不明的，自行閱讀條例罷，聽得在場的婆婆手震震，嚇得要命。」「連平日愛攪鬼的阿爸都好驚，何況是那班住天台的婆婆、唔識字的街坊及新移民朋友呢﹖那些社工隊十問九唔識，我知道要做點事。」

於是，任職小學視覺藝術老師，沒有任何組織社運經驗的她，經做議員助理的朋友解釋及提點後，慢慢理清舊區重建是一回什麼事，房協應有什麼承諾，然後「一個人影印傳單，逐間商戶貼，叫街坊開會，當時連有多少戶受影響也不知，就跟自已說，好，派完五十張就回家，有多少人來開會也要做。」結果，05年10月28日當天，開會時間未夠，她連大聲公還未找到，街口已滿滿是人，早有公公婆婆等她，共有30多位街坊出席。

強力解碼 街坊充權

從此，她每天三時半放學後，便開始義務「接見市民」，聽求助電話，明白街坊具體處境，解釋條例、看資料、寫公函，讓知情權透明，給街坊參考和選擇。報紙擋朱小姐說：「最初，根本不知道我們有權可以選擇留下，房協沒有解釋過。」

Maggie 不但會聽，更會說，她鬼馬活潑，懂得用街坊的語言去解釋抽象難明的概念，如花王潘伯說到上庭時，要見官，很驚，自己又唔識字時，她會說：「潘伯，如果問法官你識唔識種花時，你估邊個叻呀﹖」「緊係我啦。」「就係啦，你有你專業呀。你一樣叻呀。不用怕。」她最開心，就是看見街坊明白自己無錯，認同市民是應該有生活選擇權及知情權的，不必怕高官以專業壓人，「有次，跟高官開會，有位電器師傅叫他解釋條例，對方不肯，師傅就駁他一句：專業大哂咩，自己就開始講電工知識，仲問高官識唔識，好好笑，我好開心。」

除了激發街坊充權，她的「解碼」工作非常重要，拆解壓在小市民身上的專業暴力，如選擇留下的車房李生說：「一世人都未上過法庭，當然驚，法官說什麼你又唔明，一個人對答，會震的。」遊戲機老闆皺著眉、憂心地說：「明明一直是良好市民，我想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卻忽然要上庭，對官呀，真係好擔心。」中年大男人且如此擔憂，何況是不識字的老人家呢﹖於是她為上庭的街坊製作「台詞」、「精華筆記」，把繁複的條例簡化為圖像及思考路徑，讓他們拿著，知所對應，心裡有底，無懼如大山壓過來的厚疊疊的法律文件。

技術撃倒 高官變臉

她一方面為街坊解碼，一方面跟高官對奕，齊齊玩技術雜耍，卻玩得更好。

「我知道高官一是貪快，單是說自己才會明的東西；二是不懂謙卑，沒有與人溝通的心，因此，要贏就要有耐性，我記性的確不錯，而且聽過160多戶的求助街坊的案例，時間、人物、個程、數目都記得好清楚，曾經兩次迫使高官公開認自己犯錯，講大話，承認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政策，要面對街坊質詢。」

「我不是說政府衰，街坊好，但要突出當中的不公平，街坊天天搵食，工作時間長，資源有限，如何應付政府這個大機器﹖官員不過是坐在冷氣房，看電腦，玩數據，我明白，要拆解權力不對等，就要比他們更細心、更努力。」

一次又一次的技術撃倒，讓家人更明白她的工作意義，也令街坊改變看法，強化公民直接參與的意識，如一位家坊跟她說，即使他日真的要離開，也會回來跟進問題，監察房協的工作及承諾。而做花牌的王先生及報紙檔的朱小姐，現正修讀城市規劃的課。

藝術介入 另類抗爭

街坊自零五年開始，不斷抗爭，曾到房協總部及特首府示威、跨區遊行、向立法會投訴等等，都得不到房協回應，直至零七年八月，改以故事性強、帶有幽默感的藝術形式，如〈重見‧重建〉一街一畫的視覺故事展覽；及「尋人行動」，以債主貼街招方式來尋找房協總幹事王麗珍等等，效果反而更大。朱小姐說：「很多傳媒報導我們的故事，迴響很大，街坊很支持，多了人明白我們的生活狀況及處境，房協也終於派人來查問。」

明顯地，Maggie在當中發揮了積極的「導體」角色，先讓街坊願意嘗新，改以故事形式來表達自己，再記錄他們想公開呈現的圖像及說話，然後跟義工似工廠生產般，開了十天通宵趕製在開庭以前完成，成功協作出和平的、正面的、快樂的抗爭策略。

最近，他們的故事：〈離不開．深水埗〉再次在灣仔集成展廊展出，展期達一個月，直至月尾為止。除了看到十八間商戶的日常作息、專業技能、生存智慧外，也有深水埗新來港婦女、少數族裔、潮州鄉里的故事及情誼。下星期日，即23號，街坊再有新嘗試，會以皮影戲為媒介，講全新的抵死故事。

到底，要到什麼時候「親愛的政府」才會明白街坊不是貪錢，只要求一個很基本的生活方式的選擇權﹖

答：Maggie (周綺薇)

小學老師，精靈鬼馬，溝通及滲透高手，有本事說服學校及家長，帶小學生去牛棚看書展，當年主題是身體，有性工作者的相展；也能在學校攪《菲傭姐姐在遮打花園做什麼﹖》的創作計劃，把有關歧視的問題化為親子閱讀，讓家長反思。三年多，一直跟深水埗重建街坊一起快樂地抗爭，協作新可能，最想街坊「變超人」。常說：「街坊跟小朋友，其實都很似，哈哈。」

問：俞若玫

漂流教師，在不同院校兼職，滲透低手，解說舊區故事時，學生會睡；說笑話時，學生睡得更香。 (刊於2008年3月23日星期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