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是說

(原題為：參與式藝術，基層不再沉默)

我們經常語塞。媒體把時空壓縮，看到、聽到，但未必理解。如地震風災，叫我們跪下，但除了集體捐款，國旗飄揚，個人無力無語。太多分崩離析的故事，沒有脈絡，疏遠離身，加快我們成為沉默的旁觀者，或者唱好唱和的觀眾。資本主義全球化，我們繼續低頭在「原子化」的定格時間表內奔跑。個人跟世界是怎樣的關係﹖有時間想嗎﹖天天勞累，被不能名狀的恐懼、不安侵蝕，身不由己，難言。藝術作為表達方法，只屬有閒精英所有﹖藝術還可以激發潛沉感情，化為行動，並帶來改變嗎﹖用影像藝術修行的「影行者」成員李維怡，除了借創作過程內視靜觀外，也爭奪美學的話語權：「把藝術還給人民」，開發基層創作的條件，豐富藝術過程中直接「參與」及「對話」的含意，強化基層主體意識，活化社區連繫，這本身就是一場民主運動。

第一次遇見維怡，應該是03年夏天，在灣仔某唐樓單位內，她(當時為另一團體成員)正跟重建街坊開會，與叔叔嬸嬸一起商討用錄像記錄日常生活。街坊笑笑玩玩，又吃又拍，你做導演我做演員，盡顯社區鄰舍溫熱之情。當然，也有執拗的時候。在以後利東街重建運動中，自主錄像在街坊間起了一定的連結及充權作用。

維怡，說話俐落，清秀硬淨，思路清晰，至今沒變。後來在小型音樂會聽她曲詞包辦，自彈自唱，一把清音，吉他輕伴，全場屏息，力量澎湃。她文字也很好，曾在2000年拿過聯合文學新人小說獎。但現在她卻選了錄像為表達的媒體，為何﹖

「我也曾以為自己會從事文字工作，但其實媒體本身不是最重要，因為創作，就是每個人自我創造的一種活動，重點是反思自己與世界的關係。以前有工人文學，現在大家不愛文字，愛影像，沒有問題，大家都會愛故事，我可用影像說故事，而故事不只簡單地呈現人和事，也要帶出當中自主和反抗壓迫的可能性。」「用媒體來行動，大概始於2002年，當時看到不論街坊、社工或甚至搞社會運動的朋友都欠缺一個自我表達和互相疏理對方想法的空間，大家都難免是消費社會的一個個體，離『自由』這個詞語，我們都還有一大段路。」

草根藝術話語權

說到「自由人」，豈能在三幾小時內訪問清楚，但可見的是—我們都不能掌管自己的時間、空間、生活方式，有時不能拒絕，有時沒有選擇。「都說啦，真要有遠見的文化政策的話，就要制定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呀。」她笑著說。是的，一天工作十二、三小時的工友，還有時間、餘心創作嗎﹖

「基層朋友不是沒有想法，只是往往因社會結構的因素而成為被動」。這種被動，當然有其物質及制度上的原因，但不代表基層沒有美感，沒有藝術表達權。最近，她和另一些朋友用了約六個月時間，找了兩位本地貨櫃司機，一起上路。公路電影是一種電影類型，不是春青反叛，或是追車大槍戰，就很帶哲理，「但香港也有自己本土基層特有的公路電影，我們嘗試以長期相處方法，進入貨櫃車司機生活狀態，力求不單是拍攝他們，而是司機自己說故事，參與創作。」維怡說。

從作品《兩個佬的公路電影》 (將於本周及下周六、日，下午四時在百老匯電影中心的kubrick 免費播放)看到，其實司機大部份時間都在等，不是等落貨，就是等車位，即使人坐著，都在工作狀態裡，非常辛苦，哪有餘力閒心，坐在電腦前攪剪接﹖「司機有時間，都寧願陪家人啦，要讓司機覺得創作跟他的生活有關是困難的」但維怡沒有放棄，載備電腦及DV機，「跟他一起出公路，上貨櫃場，坐在旁邊跟他談話、討論。」當談及配樂時，司機說了一首她也不懂的，七十年代的搖滾歌，由Heart 主唱的《Dog and Butterfly》，怎能說司機叔叔沒有藝術生活和品味﹖

此外，他們談及很多有關基層生活的狀況及看法，「想不到，司機跟我說的竟跟利東街街坊說的一樣，都談及失去了的鄰里關係，人與人之間不再信任，半夜回家，從前附近多個人，你會覺得幾好，現在多個人，你和他，不知誰怕誰。」她不無興奮地說：「他的話讓我很意外，想不到在另一脈絡下，引證了利東街街坊爭取的，其實是很多人想要的東西。」

打破工具神話

現時「影行者」約有五位核心成員，他們各有分工，有導師開放藝術創作中「作者」這個寶號，邀請更多基層朋友直接參與及對話，建立權力平等的集體創作模式；另有導師建立3A錄像技術研究室，所謂 3A就是：Affordable技術成本平民化、Accessible技術知識普及化、Applicable技術廣泛應用化，讓器材變得簡單，所有人都會使用，打破工具要貴要高科技才是好的神話。

如他們跟年過七十、一生在深水埗舊區經營木頭車的老夫婦合作，互動地設計一個簡單的DOLLY，用實戰成果來說明便宜、土砲的方法結合民間小智慧更適合草根創作，也是對老夫婦的本土手藝的一種承認及肯定。

另外，有導師負責到學校主持工作坊，希望「學生在忙於學琴學心算做義工考第一，被訓練為技能儲存器之餘，也有空間表達自我，學習與人溝通，思考自己跟社會的關係。」

社區作為解決方法

除了打開參與及對話渠道，放下「作者」的獨大專橫，影行者總以街坊為本，以利東街及深水埗重建運動來看，他們的錄像創作是運動的一部份，多少成為街坊參與公共事務的後盾，鼓勵自主發聲，探索權力及資源不公的因由，從制度上、技術上集體研究反抗的空間及可能，一句話，與街坊一起學習積極公民參與的權利，同時，也向街坊學習自己不了解的事物。

問維怡社區是不是一個解決方法時，她斬釘截鐵地說：「是，但這個社區要細，細到跟人有關係才是社區，你說我讀過的學校是社區，我明白，我住的地方，我也明白，但整個香港，太大了，難以討論問題，商討決策…其實大家對社區網絡這個詞可能有些誤會，社區網絡平日可能只是互相幫忙一些小事，借下鹽，睇住個仔一陣等等，但有事時，會出來，會在場。你知道自己出事不會無人理…其實，一群人是否社區好快知，唔鍾意就即走果種一定唔係啦。」

影行者其他計劃如與其他團體合作為扎鐵工友出版詩集和影碟，這幾年以零經費攪社會運動電影節等，都是貫徹始終地尋找可以屬於基層的美學，而舊區更新電台，以短打方式為深水埗重建街坊拍幾分鐘短片，可以提供主流媒體以外的舊區故事。另，很叫人期待的是，他們將以一導師一學員的陪伴拍攝方式，找尋街坊與朋友，一起拍出發生在舊區、皇后碼頭等我們已失去的地方的愛情故事片。這可會是對公共空間的懷想，還是質問﹖

不過，也希望再聽到維怡高歌，如果你聽過她唱《自由的滋味》，你會明白。「人只有二十四小時，有些東西，妳只可以退下。」她淡淡地說。

李維怡：北京出生，香港長大，早生社會意識，少時愛看小說，一早看透中國文學史，就是一部政治史；看宮崎駿動畫、卡通《星仔走天涯》也看出階級問題。她有放下自己，成全街坊的自我要求；有長期跟街坊磨合、溝通的耐心；有面對不公不義的憤怒(曾是反世貿絕食者之一)，更努力衝破由上而下的規範。有關她所屬的藝團〔影行者〕，可參看網誌：http://vartivist.wordpress.com/

俞若玫：不是李維怡粉絲，不想神化任何人，只希望更多人理解藝術跟政治原本就是形影不離，藝術門票不應只握在少數精英手上。 (刊於2008年6月15日星期日明報)

紅色不是唯一的顏色，不必狠排橙色，香港要成為亞洲國際大都會更應該海納百川，擁抱多元，尊重差異。大國堀起，不必霸。母忘，有容才大。本周六、日，當妳/你在香港天空看見「國際不再恐同日」的彩虹旗紛麗飄揚時，請以笑容相迎，行動加入。彩虹旗是性別(強調不是兩性)平權運動的象徵，代表了豐富多元的性別共存，也是人類作為人，以愛相待，以仁兼納的高雅精神呈現。

首要強調，性別不是生理上簡易的分類，男女二元外，還有繽紛的可能，起碼有跨性別、易服、變裝、變性、換性、tb/tbg、0/1/10、女性男性化、男性女性化等等，是社會建構、個人生物性及心理等等流動混合的結果，涉及的不是生殖系統，而是一個人作為我的「自我」。如果國族是值得張揚的身份，為何最基本的自我身份的追求要受到打壓及歧視﹖

不只男女 彩虹性別

曾來港短住半年，著有《Hong Kong》等四十多部書的英國歷史學家及遊記作者Jan Morris，由男變女後，出版了自傳《Conundrum》，當中對性別有很剔透的描述：

「性別或許是靈魂，是才能，是興致，是環境，是人的感覺，是光和影，是內心的音樂，是邁步一跳或者交換眼色，是更加真實的生命和愛而不是什麼性器官、卵巢與激素的總和。性別是人的根本，人的心靈，是統一的一個部份。」(浙江文藝中譯本，頁30)

變性人屬性小眾，而廿來歲的MoMo 是男轉女而愛女人的同志，更是少數中的少數。但他非常堅定，不要泯滅本性，強調自己是換性人，即本來是女的，是身體出錯，「換」回一個正確的身體，而不是後天「變」成一個女人。

「我自少就知道自己應該是女的，小學時，最討厭就是那套校服，常常就希望穿校裙，更衣室是可怕的地方，儘量不跟男孩有身體碰撞，換衫縮入一角。上體育課，男女分開，雙眼就死瞪著女仔那邊，覺得自己是應該屬於那裡，應該是其中一份子。」

在異性戀主導下，換性者為追求外在和內在的調和，處處跟社會交量，每每跟大眾目光格鬥，長期孤身作戰，痛苦難言。年多前開始全身女服打扮，長期服食賀爾蒙，並將在年底進行手術的MoMo說：「在香港公開談性，也是罪過，何妨是我們這些男非男，女非女的呢﹖最可怕的是別人歧視的目光，像一把刀，把妳撾到墳墓。」這些目光，足令性小眾受到就業(她長期失業，只能兼職)、教育、公共設施使用等等的歧視。

公廁便是性小眾朋友的戰場。上星期，有一位易服者在灣仔一間酒店女廁被捕。說起此事，一路說話平定的MoMo忿忿說：「對我們來說，入女廁是對自我的一種肯定及確認，非常重要，我們沒有傷害人，為何一種對自我肯定的行為，會換來罪犯看待﹖」想起另一位TB(Tom Boy)朋友說：「有次一位非常男性化的女同志，甫入女廁格，就被嬸嬸反鎖，連問也沒有問，廁門重開時，面前己是警察。」也許，嬸嬸出於無知和害怕，但同志間也有歧視，「平日，我很小心，總是讓同行的所有女朋友先去廁所，我最後才入去，有次卻忘記了，一班女孩入去，當中一位女同志突然睜起眼睛問：你點解係度架﹖」 當然，主流媒體的獵奇鏡頭，有味文字，如什麼「扮辣妹闖女廁」、什麼「被醒目女職員揭穿」都內置了負面價值取向。

其實，這篇訪問也會帶有既定取向，MoMo回應時顯得緊慎而得體，誠懇而小心，相信是長期防守訓練的結果，試想連去廁所也要小心奕奕、顧及別人感受，她們日常承受的壓力有多大。她淡淡地說：「我自少就很冷，冷眼一切。和家人關係近而不親。很細就知道自己跟人不同，身邊有很多朋友，卻沒有跟人說，埋在心裡十多年。練就了滴水不漏的保護牆。」「對於換性我是堅定不二的，但人其實很灰，心理常常處於低潮，自少對什麼都提不起興趣，因為沒有將來，想過自殺，連自我身份也不能確定時，人有什麼是重要的﹖」如果，社會對性小眾沒有歧視，對多元性別有更多資訊及了解，MoMo早就可以跟自我契合，痛苦的日子不用這樣漫長，也無用放下自已的學業及發展興趣的機會。

同中有異 不能定型

樣子清秀，身型苗條的MoMo的感情路也是歧嶇，她的前度女友接受她的決定，但MoMo知道「對方其實需要一個男人，便黯然把她推開，但仍是好朋友。」「性別不是我愛一個人的條件，我愛的是一個人，說不定突然我會愛上一個男孩，性取向是浮動的。」

性別不只男女，女同志也不是鐵板一塊，女同盟的Connie說：「台灣說的TB也有一百種，我很認同，如有”板仔的”、”娘娘的” 、”細路的”、”大佬的”，就好像孔雀開屏，是一種求偶的訊號，TB也不一定要跟TBG一對，這就似異性戀的翻版了。我是TB，從前的女友比我更豪爽，她正職收數，跟人在波地踢波，當然，同志中，也有不接受，問我們兩個TB做乜攪gay。不過，如果有女友把我性幻想為男人，我們的關係是不能維持的，大家追求不同。」

香港彩虹的小卡說：「主流以為男同志就是好camp、好姣，當然不是，我外表也不怎麼樣，我是”0” 仔(身體被進入)，也有 “1”仔、”10”、”69”等等不同的身份，有一對維持了很多年的快樂同志以slave 及master互相稱呼。」

要打官司才有的公義

小卡認為今天社會對同志的認識是多了，起碼不把同志等同愛滋，而互聯網也增加資訊流通，擴闊了同志社交渠道(同時要承擔風險)及討論空間。但是，去年鏗鏘集「同志‧戀人」紀錄片被廣管局發出「強烈勸喻」，被要求加入所謂「持平」的反對聲音，就叫人直視社會的保守勢力，片中主角之一的connie說：「當異性戀拖手、接吻、上床，非禮、強姦都可以在電視的黃金時段播出，為何我跟女友拖手說考慮結婚就受到強力的「勸喻」﹖我覺得簡直是侮辱我們的愛情，侮辱我們的性別。」

上周「同志‧戀人」司法覆核成功，但為何需要打官司，性小眾才能得到公平看待﹖夏正民大法官的判詞不就是說得清楚：「《同志．戀人》只是探討人類的基本生存條件，節目中受訪者希望與伴侶有一段穩定及長期的關係，這是人類的渴求。」明明是尋常的對婚姻的渴求，為何落在同志身上，卻變得千辛萬苦﹖所謂的家庭價值說到底，只是以核心式家庭、異性戀為本，完全無視性小眾的存在。沒有反對性傾向歧視的立法、婚姻及伴侶法，性小眾的朋友將繼續失去房屋、醫療、器官捐贈、人工授孕權、合葬、遺產繼承、遺屬權、福利、稅務、伴侶居留及工作權等等基本人權。如小卡說：「我們只要平權，不要特權。」

此外，中學同志及中年單親母親同志的增加都反映了社會文化的改變，社會的支援足夠嗎，如學校社工懂得處理求助的同學嗎﹖小卡說：「難得年輕同志鼓起勇氣，向學校社工求助，他們不是向家長告密，便是當異性戀個案處理，也有轉介來香港彩虹的，但我們資源有限，不能全數處理。」如果社工的專業訓練裡，有正視多元性別的話，就不會跟現實脫節。

害怕源於無知，但無知不能成為合理化歧視的借口。一色獨大，世界更小，不合公義。是直是攣，故事都可由認識開始：5月18日銅鑼灣東角道行人專用區將舉行國際不再恐同日集會，(詳情: http://idahohk.org)，另，有《直人撐同志，無分攣直》的遊行及有關中學同志談戀愛的講座(詳情：http://antihomophobia2008.wordpress.com/statement/)

(刊於17-05-2008《明報世紀版》橙色部份被cut掉了)

【明報專訊】上流行文化的課，同學以「潮童」為題，分析時裝跟青少年身分建立關係。當他們放出15000元一條牛仔褲，5000元一對波鞋的相片，並振振 有辭說「時裝，今天是一項投資，有二手買賣市場價值」時，我強力把「O」出去的嘴收回，默默「滴汗」。對「潮童」真義，反映的價值觀，恕未掌握，「」味 甚重。後來，在書店看見一套《香港潮語學習字卡》，好玩抵死，如獲寶鑑，同時發現設計者是理工翻譯系畢業，更想訪問這位同門師弟。

他叫蘇 揚真，藝名蘇真真，英文音意兼譯為So Real Real，現職為小學中文科老師。去年12月，參加YMCA主辦的「第三屆自發作創意DIY書展」，展出一套手造的《香港潮語學習字卡》，馬上熱賣，改良 後，再大量生產，現已售出超過3000套。每套要75元。才幾個月，叫人（也許，只是我這位姥姥）意外的發現陸續來。側面看到年輕人的生活形態和價值。

這 位八十後世代的高大潮男，聲聲說：愛香港，愛本土文化，因為「中四那年全家移民加拿大，走後才知香港好，父親也不習慣平淡的生活，一年後，我們又回來 了。」在他者的對照後，細看自我本色，很是平常，所謂香港文化，具體而言是什麼？「總之，不是帆船，不只茶餐廳，可能是一種生活態度，例如好短時間要完成 好多嘢。」

搞gag爭視線 「十扑」本土話

方言當然是文化重要一環，他教中文，有感在普通話教學下，粵語 常常被忽視、被邊緣化，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存。另外，「有些新字詞，如「hea」、「kai」只有音，沒有字型，實在說不過去」。他在字卡改良版裏， 便加入了解說用的小書仔，第一個字便是「hea」，並採納了Wyman在《俗》一書內，以「艇仔邊」加「喜」字為新字，「以表達hea的歡愉和遊戲，及遊 離之意」，希望引起討論，最終成為大眾認受的新字。

他就是希望用一種有趣，叫人開心的方式引起大家對「香港話」價值的討論，希望更多人珍惜及正視。他有參考過彭志銘的書，卻覺得很悶，很正經，沒有圖，「要有gag，要有趣味，才有人看。」

字卡製作相當精美，保留兒時學習字卡的懷舊氣息，加上最潮的內容，抵死的英文直譯，以及最令我們這些「唔夠膽問，又未能進入學生生活的老師」最感有用的例句。如「怒」字可作形容用法：「依對尖頭鞋怒窄﹗著到我好痛﹗」

迴避價值判斷

不 過，細問有關選字的準則、說明文字的參考、字源的探究、價值觀的判斷時，如「扒房」明明是對女性的貶詞等等，如何處理？他直說「沒有，沒有，有些字的起 源，如『hea』，眾說紛紜，只有坊間傳言，你實在無從考證，我只用上『可能是』的字眼說明，不帶權威，此外，力求中立，沒有附加自己的價值取向，例句都 是從日常生活裏聽到的，或在學生的周記學到的。」

他大力叫人認真看待香港話，對字源及價值觀卻不甚了了，對此認真地不認真的出版態度，我 很有保留，但他說「這正正反映了今天年輕人的心態，一如周星馳的對白，最易引起共鳴。現在年輕人不看書，卻看圖，王貽興寫的嚴肅小說，銷量很差，卓韻芝也 不是人人受落，我是希望讓人看得開心，全世界的人都渴望愉悅的感覺，引起了興趣，再討論。」

聽到年輕人不愛看書，努力寫作的我，深感淆 底，以後的路更難走。雖然多少明白，讀翻譯的人，天天與字典糾纏，日日和音標搏鬥，特別是經歷過理工大學職業先修式的機械操練，你實在想有更好玩、更貼近 生活的方法去學習「生」的語言，也許，這套字卡是對把文字讀死的規範性語言訓練的一次反挫。同理，年輕人的潮語，多少是對日常壓制的反抗，於是，訪問轉了 形式，開始玩認字遊戲，我問字他註解，果然，加深了對年輕人的生活狀態的認識。

如有關社交生活，為何把慶祝生日濃縮為「慶生」？原來今天 年輕人朋友眾多，在facebook，MSN，討論區都有圈子，天天有人生日，為了方便，慶祝方法便是送上電子蛋糕，加句為你「慶生」，即如英文的B- day。其他如「仔」、「溫女」都跟認識異性有關，特別是「」一字，顯出極速、痛楚和傷害。

最初，以為不少字詞如「Kai」、「淆底」、「」、「瀨嘢」、「頹爆」、「蝕桌」都是形容負面的、尷尬的狀態，豈料又是捉錯用神，「唔係負面，年輕人什麼都話淆底，什麼都可以頹，連飯堂的劣質飯都可以叫頹飯，不必太認真。」

認真地不認真

是 的，年輕人掌握的字彙愈來愈少，同時又極有創意，善用單字，如一個「喪」字，可以是形容詞，如「佢喪嫁」；可以是副詞如「喪買」，其他如「頹食」、「怒 打」都是。此外，我個人覺得也是年輕人在擠壓生活下的生存策略，如hea是一種知道遊戲規則怎樣，清楚點玩，卻又不想出力的狀態；又如扮蟹，是蒙混過關； 如蘇生最愛的「屈機」，他喜歡是因為源自街機年代，最香港，最地道，我卻覺得也是面對強權時，一種語言上的變奏，形容強弱懸殊的無奈。

當然，少不了深受打機及網絡文化影響，如「屈機」、「升呢」（即升level）、「神級」、「龜速」及「慶生」等，中英夾雜，唔鹹唔淡的「十扑」（support）及賣飛佛（my favourite）也叫人哭笑不得。

到 底，認真地不認真是不是當今潮流精神所在？有沒有價值真空，立場中立的消費品？年輕人不愛文字，卻又會透過買書來炫耀身分，當中的心理怎去分析？知識生產 跟消費過程可以有怎樣有趣的關係呢？答案欠奉，卻相信，年輕人認真地不認真，怎也比成年人犬儒式的不認真地認真，來得可愛。

什麼人答﹕蘇真真

本科翻譯，「飛佛」平面設計，一邊教小學，一邊大搞作。深感老師的位置，不受尊重，因為學生獲取知識的來源愈來愈多。為出力保留本地文化及潮語精粹，更要着重形式上有趣的表達。

什麼人問﹕俞若玫

本科翻譯，「飛佛」小說創作，一邊漂流，一邊以龜速學習潮語的娘屎院校導師。

文﹕俞若玫  (刊於2008-04-27星期日明報)

蘇絲黃擠眉瞪眼向我們介紹「慳家王」，消費者委員會卻以拆彈口吻，叫我們不要儘信超市，為「對付通漲，購物前，宜格價」，但，真有選擇給我們比較嗎﹖還是怎也離不開三數連鎖店資本壟斷的金剛圈﹖自由市場這個自封寶號，只是妄顧現實的神話﹖基層有足夠條件去格價嗎﹖更要問的是，為何對付通漲，會落在個人的消費智慧上，誰更有責任去追究物價飊升的結構性成因及對策的可能﹖另外，當家的婦女，再度首當其衝，賠上時間，犧牲心力去格價，還要背負貪便宜、羊群師奶的標籤﹖

攝影：劉嘉美 相中人：鳳英

天問一：選擇在哪﹖

余鳳英在理工大學當兼職導師多年，選擇打散工，較接近閒雲性格，也可以有更多時間專心照顧心肺衰竭的母親。打點家人飲食，買菜造飯，管買管數是她的日常。零五年，她從葵涌搬到樂富，社區環境很不同，有連地鐵大商場，卻沒有講人情的小商鋪。從前，購買日用品的地方多樣：屋苑樓下地鋪、對街小店、街市等等，小商戶有競爭，格價有可能；現在貴為領匯龍頭項目的樂富中心商場，地方豪裝，卻只有大型零售、服務業及食肆，高昂租金令走中間路線的靈活小商戶無法生存，居民購買必需品，只有大型超市，別無他選。「所謂格價，只是在兩間超市來回罷，哪有其他商鋪﹖連細間藥房都無。」公屋商場私有化，社區經濟生態單一，空間樣板，選擇久奉，怎去格價﹖

鳳英自有一套：「格價其實不是周圍看盡同類貨品的價錢而買，而是一種累積而來的經驗，分辨出一個合理的價錢。例如柔順劑有時18過幾，有時21過幾，妳就知道合理價在哪，心理好簡單：被人搵少些笨。」她自第一次領教過日本大型超市全線九五折的甜頭後，開始累積經驗和策略：「要留意優惠期，衡量等唔等得，也要對數，多次中招，收銀無給我優惠價，多收我幾十元。有時，真會買多了，如四過幾一個杯麵，八元卻有三個，妳忍得唔忍得﹖衛生巾買兩包著數些，多了也不會壞，妳會不會放過﹖」

「但米是日常必需品，真要特別留神，我一家三口，一星期吃五斤米，泰國金象米五斤裝，早兩星期約36元，現在40幾元，升了7、8元，一個月已經多用幾十元，怎能怪婦女趕到超市掃貨﹖她們最貼近生活需要，最精明，知時機，入貨是基於理性的考慮，事實真是無貨上架，到底是貨源少，上架慢，製造市場恐慌，還是掃貨狂熱無事起風﹖」是的，為何主婦買米是無知羊群，排隊招股、買金或開人民幣戶口就是精明的投資﹖都是趁低吸納罷。

天問二：質素在哪﹖

「其實除了貨品價格外，也要考慮質素。」鳳英續說。明白的，為了慳錢，也會吃個最便宜的下午茶，但妳得到的是什麼食物﹖慳了錢，但壞肚皮，算不算精明﹖銀碼是不是消費者唯一的考慮﹖「蔬果我一定不會在超市買，他們常常把快要過期的水果，重新包裝，平價出售，但回家就知搵自己笨。」

鳳英母親很喜歡煲湯，買有藥材的湯料成為她另一主要支出。「湯料我一定不會在超市買，他們常常推銷黨參什麼什麼的，但好醜怪呀，即使平，也不買。」鳳英會寧願專程返回葵涌，幫襯相熟的細間藥材鋪，「他們細間，但貨多，也是建立了長久的街坊關係。他們的價錢未必最平，但對貨源及質素都有信心，貨唔靚時，他們會用各種暗示的方式，如今次批貨麻麻地，不如下次先買啦，讓妳知道，也會教妳怎樣用藥，怎樣分辨好壞，如哪些冬菇是混了劣品，也會隨手送妳一抓白合、核桃肉什麼什麼，本身也可以值幾十元的。」

相比基層人士，鳳英仍有經濟空間，選擇較佳的貨品及消費模式，但能力有限的基層朋友，有條件去格價嗎﹖還是和物價進行場場你升我就縮的格鬥﹖

天問三：條件在哪﹖

觀塘基層婦女娥姐，來港前是護士，現在無用武之地，專心照顧家庭，她句句精警：「窮人格價好平常啦，但宜家漲價驚人，根本負擔不起，米貴，唯有食粥，加些菜、少少肉，一樣飽肚。」「街市差不多收市才去買啦，椰菜耐放，四元一個，五元兩個，當然買兩個啦。妳知道牛池灣街市係有平野，但車錢不是錢嗎﹖唔去啦。」她也會幫襯連鎖式水貨市場，不擔心食品安全嗎﹖「有什麼辦法﹖餓死仲慘啦，唔食就營養不良，顧不得呀，放多些白果囉，可以排毒。」

另外，在深水埗從事地區工作的樂欣說：「這邊仍有一些舊式屋村，有幸未被領匯侵佔，大型超市的出現也壓死了街市中不少小商戶，只是街坊自有其生存智慧。是的，在南山村買一斤菜心要8元，那就徒步十五分鐘到石硤尾街市買吧，又平兩塊、選擇又多。是的，我們「有所選擇」，只是那些選擇是用汗水及時間換來。」其實，只要隨便到石硤尾、深水埗舊區走走，不難發現公公婆婆，拉著車仔，慢行大街小巷，為的就是長征買送。

長者尚且有閑餘時間，在職婦女又如何﹖把私人的時間、心思通通犧牲來奔走格價﹖半職的鳳英說：「時間、金錢有限，妳會給自己看場戲，還是逛街市﹖妳會見朋友，還是尋找平價而安全的豆腐鋪﹖」何況是家庭事業兼顧的在職婦女﹖

對基層來說，格價是奢侈。對抗物價，只能吃少些，多費時間，多走遠路，心甘情願自投食品不安全，身體不健康的惡性旋渦﹖

天問四：答案在哪﹖

物價為何升天，才是真問題。糧價急升，由於市場需求失衡、農地銳減、土地沙漠化﹖還是生物能源的出現，全球資本流通金融市場抄作惡果﹖當中有什麼社會成因，結構因素﹖政府角色在哪﹖不知病因，如何對症﹖最受影響的基層，除了自求多褔外，唯有問天禀神﹖ (刊於2008年4月20日星期日明報)

想跟妳/你說兩個有關公共生活的故事。

三月某周日，初春，濕氣漸退，午後微陽，誰都神清氣爽，擠在銅鑼灣時代廣場的人頭如浪，黑壓壓的滾來捲去，少聚多散。忽然傳來隆隆鼓樂，打破了消費空間平常急遽的城市節奏。一班素顏音樂人，即興擊鼓，沒有名牌贊助，明星到場，連推銷企圖也欠奉，只有笑臉和木製器樂。好奇的人開始放慢腳步。停下。留下來。一起拍掌。小孩紛紛檢起地上免費任玩的大鼓小鼓，咚咚地打，盡情發揮。路經的嬸嬸聞歌起舞。歡快的時空，以鼓樂，隨機、率性地由陌生人，不分年齡性別，合力在時代大鐘下參與建造和共享。一場短暫而真實的共鳴。

公共空間本就是一個日常生活的大舞台，社會關係建立的場域，本質是促進交流、引發共享，但是，為何我們一直放棄提問：到底我們想有怎樣的公共生活﹖

最近，有關公共空間的討論，沸沸揚揚，媒體慣常地以事件式報導，聚焦在發展商霸佔公共空間；藝術家以好玩行動，一邊豐富空間使用的多樣性，一邊突顯管理及監控的荒謬，不論在時代廣場禪行、慢讀、野餐、徵女友、凍結時代、齊跳大繩等等，本身已是「表達」的政治。有人很快露出階級矛盾的尾巴，生怕時代廣場「變旺角」，外傭進佔；也有人指出單單拉闊使用的自由，不足以深化公共性的精要：意見的交換，理性的應用等等。

是的，誰有權管理公共空間的討論固然重要，概念的深化也很逼切，但思辯不是知識份子的專利。作為公共空間的使用者(強調：不是消費者)的你我，是否也是時候，從自身的經驗出發，細想最基本的問題—即使從地產商奪回公共空間的使用權，我們怎麼使用﹖會否參與﹖還是旁觀﹖什麼是理想的公共生活﹖仍是哪個冰冷的、充滿規範的、傾斜追求有效的時間管理及資源量化組織的所謂現代化都市生活﹖或是處處假樹假石、沒有天空和驚喜、不容流浪漢、小販和外傭﹖繼續單一標準化，拒絕冒險而且患上潔癖的樣板空間﹖

當然，公共生活跟日常實踐、生活形態密不可分，當大家營營役役，為樓死為樓亡，居所流動，聚散無定，哪有餘力閒心，建立綿密的鄰里關係；工作已繁重得連腰板也不直，哪來心力去幽默，哪來耐性談包容。在狹小的升降機相遇，眼睛也不知放在哪，更不要說，閒下來，坐在公共地方，說個笑話，家常便飯。我們會否繼續依戀商場﹖黑盒一樣的封閉空間給我們最即時的歡愉，最「平等」的身份：消費者﹖你我不必認識，卻可以用「品味」連繫，以獨來獨往的方式，一起朝拜某個消費符碼。你/妳會參與公共空間的使用，還是享受被動的消費﹖

容我分享第二個故事。

四月某個周日，天不藍，卻有風，間有陽光。下午兩時，我和一位設計師朋友來到時代廣場擺檔：免費替人寫信、畫卡，附上郵票，即日寄出。我只會寫，朋友畫。我們用紙盒做枱，蓋上格仔布，放下幾張摺椅，就一臉認真地等路過的人坐下。旁邊還有其他朋友野餐、放「假狗」、徵女友，斷估唔拉的頒獎典禮等等。

第一對上前的人是護衛員。他們成雙而來，有禮貌地通知我們離開，我們禮貌地聽，繼續開檔。他們做好份工。我們明白。

首個客人應該是天星碼頭的鴻姐，她剛病好，還拿著拐杖，也來了。我為她寫了封給九倉的信，她說：「什麼是共公空間，九倉太賤格，官商勾結太過份 ﹗」設計朋友把她的金句：「有朋友的地方就有空間」畫成卡，上有鴻姐可愛肖像，再寄給她。希望她已經收到。記得這一天。

慢慢，人愈來愈多。不認識的。有潮男孩寫給教書的朋友，勸他不要太緊張，生活要放輕鬆。有好男孩寫給退休的爸爸，叫他不用擔心，因為他和另外兄弟會養他，也勸爸爸一世工作勞累，退休正是給自己時間，發掘自己的興趣及可能。也有甜美情人雙雙來，各自寫一封，男的要跟女的說對不起，女的沒有特別說話想說，只把自己的肖像寄給男孩。也有好哥哥，苦口婆心叫弟弟不要回到家就發脾氣。另有美麗姐姐笑著叫我寫，叫我催促遠方的妹妹快回來，因為老爸病了。

朋友的畫卡服務更受歡迎。大家開開心心地說一個故事。我們聽。在滿布欲望符號的銅鑼灣地段，大家暫停消費，停下來，坐一回，說說，笑笑，感覺多好多美。多謝跟我說故事的朋友，偶爾相遇，卻慷慨地把私人的、貼心的情感經驗在公共空間裡分享。讓我樂觀地相信公私領域不一定黑白分家，當中除了交換價值、商業利益以外，還有另類的各種可能。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除了利益，權限、階級外，也可以流動輕省，自然和暖，容納開放。相遇是短暫、交流是直接，說和聽，也許淺，卻很真。

法國空間理論大師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Writings on Cities》一書提及「城市權」(The Right to the City)，也就是創建及更生城市生活的權力，而建築師、規劃師、經濟師等專家，都沒有足夠力量創建，唯有使用者才實實在在的，建立社會關係及實踐，透過對時間、空間及慾望的挪移，產生變革。而德國政治思想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非常關心的公共世界的恢復(the recovery of the public world)，正給我們很好的提醒：唯有公共領域的存在，才有非主權式的自由，也不單只有一種政治：人統治人。 (刊於2008年4月19日明報世紀版)

幽默，作為一種策略，叫人尋味。它可以是政客演說的調味劑、補習天皇的主菜、推銷員的專業雜耍；文學評論家說，幽默是修辭技法，集戲謔和同情於一身；心理學家說它是釋放心靈的妙法，攪社運的人呢﹖上街、行動會不會用上幽默感呢﹖來自荷蘭的美麗女孩Elena Simons 發明了新字：”fungagement”，她認為不必用硬磕的方法來關懷社會，開懷、輕鬆的方法一樣可以引起大眾對社會事務的關注。

由飯盒開始

Elena出身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中高家庭，家境不俗，十七歲去了美國紐約學藝術，聽了有關消費主義的課，開始反思生活，自覺買東西太多，對環境影響很大，點起了對社會關懷的火。回國後，第一件作品是在阿姆斯特丹不同的地方，掛上六十個盒子，上面寫著：「有錢的話，請把錢放在盒內；無錢的話，請在盒內拿。」

結果，有人投錢，有流浪漢得到免費午餐，同時，惹來傳媒目光。當時，她十九歲，「我那時在快餐廳兼職，同事問我為何不好好宣傳，我不懂呀，便在網上找教人寫新聞稿的東西，我照著做，便出了第一篇新聞稿，開始了我的工作。」

兩年半前，她成立了一個叫wonder(www.wonder.nl) 的組織，現有五位半職同事，她是創作總監，也自稱為社會發明家(Social Inventor)。她一邊跟不同的人，包括高官、老師、學生做工作坊，一邊身體力行，具體實踐，攪連串好玩的社會行動。

領養官員計劃

          例子很多，如在荷蘭最受歡迎的”Citizen Buddy” 計劃，參加者可以領養一位政客或公務員，每月定時單對單見面。你可以帶你的buddy到海灘散步，或嘆個下午茶，也可以要求對方回應問題，交功課，如Elena 自己領養了環境署的秘書長，她問對方為何宣揚環保的方法總是那麼悶﹖為何不用更好玩的方法教小朋友﹖為何官員無創意等等。

         可以想像，此計劃非常受歡迎(香港可能嗎?你會領養誰﹖)，參與的人認為很有用，因為對政府的日常工作多了具體的了解，從日常生活裡明白政客是一回什麼事。難得是，荷蘭政客都很開放，樂於跟市民直接接觸，計劃得到不同政黨的政客及大小級別的公務員參加，現有二百位成員，先後有七百五十人參加。她們的工作就是配對、建立網上平台，讓參加者有系統地分享及紀錄當中的過程及改變。

在鋼線上遊戲

另一個在荷蘭引起很大迴響的是Elena的第一本書：《Fun with Muslims》，以印刷精美、送禮用的gift book為形式，教人如何跟回教徒相處。當中紀錄了她跟原教旨朋友一起購物、跟獄中摩洛哥朋友打羽毛球、跟伊斯蘭女孩談內衣。「這是我覺得最難的一個計劃，很多人叫我不要做，很大壓力，過程中，自己也很迷惑，不知有沒有問對問題，最初出版社不願出版，後來終於成事。」是的，把自己放在一個完全陌生的文化脈絡，不能不說她勇敢。「當時，荷蘭對回教徒有很多負面及偏面的報導，我便決心做點事。」舉重若輕，正是幽默的本事，社會共融實在不只是一個口號，此計劃有效嗎﹖「很難有一個量化的效果，起碼已引起大家談論。」她認真地說。

事實上，Elena十分在意「有效性」，她最新的計劃就是出版一本針對貧窮、戰爭及環保議題的書，專提供解決方案，也將推出網上平台SaveTheWorld.nl，教人以錄像為工具，改變世界。

有用的美感

Elena關心的議題，相當「跳躍」，除了以上例子外，也關心動物性權的Sex for animals，「每年有數以百萬計的動物死於處女/子之身，我們要讓動物有享受性愛的權力」；成立Cool Women，組織粉紅色的「購物兵團」，以女性消費者力量去推動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如集體購買有機食品；有以讓人快樂為旨的Happy Company，如在地車平台組成「揮手團」，向上班的你揮手，並有大、中、細可供選擇，大版即有五十人拿著白手巾，跟愈行愈遠的你唱歌、吶喊、舉橫額。

每個行動都有用得來好玩，視象極強，如女子購物兵團，一身綠衣紅帽制服，不無氣勢；動物權益海報，抵死有力，大大加強訊息傳遞的力度。這大概是本地社運較少留意的地方：美感的兼顧，形式本身的創意表達，我們大多議題為本，集中訴求的表達，不是橫額就是旗海，形式純粹是表達的工具，沒有想及附加其它意義。其實，我們欠的是美感創意，還是幽默感﹖

香港版可行嗎﹖

        Elena今次來港一星期，先後跟本地社運朋友及深水土步重建區的老街坊做工作坊，大家都不約而同問：「她的計劃可以轉化到香港來嗎﹖會有用嗎﹖」

        我想，可以分為兩個面向想：街坊(或市民)及組織者。

        當然，荷蘭及香港的文化氣氛，社會脈絡有根本性差異，如果掛在牆的錢盒放在香港，肯定有人因爭錢而打架，「荷蘭貧富懸殊不嚴重，階級不明顯，錢盒計劃期間，沒有發生過什麼事。」Elena說。購物女兵團是否只是中產玩意﹖參加者都只是年輕女孩﹖「荷蘭的有機食品相當普遍，價錢略貴，卻可以付擔的，參加的成員多是30歲上下的女士。」她答。在香港，卻是連一般豬牛肉都很貴呢。

         也許，Elena的計劃不儘適用於香港，但幽默感卻可以令人稍稍放鬆繃緊的神經，微微離地，異想天開一下。如Elena在深水土步的車房內，叫二十來位面臨清拆的老街坊一起合上眼，跟她一起發五分鐘的白日夢，街坊也真的帶笑合上眼，想。他們發出種種奇想，如設立民間法庭、或「咀」法庭每位人士、或在法庭外單車巡遊、做勝利花牌等等。的確，工作坊未必帶來實際的改變，卻成為一次集體的攪怪經驗、嬉笑間有更多的會意、鬆動的神經可以儲蓄更多正面的能量。(這又或只是我自己的奇想﹖)

另外，跟Elena參加在理工設計學院舉行的「反轉社會行動」的組織者，反應跟街坊不一樣，他們很快就把Elena提供的技法，包括「反轉」(如反客為主的領養計劃) 、「滲透」(她曾成功地把街上的垃圾放到大公司的貨架上)、「誘惑」(如美麗的女兵團)，化為一個個實驗行動：當場走到理工平台為人提供免費薯片、不盡的讚美、跟街上煙民共享免費流動煙灰座、交換禮品等等，最厲害是免費給人一次「飛行」，即幾個人把對方抬起，人肉滑行等等。這些行動，跟平日爭權益、反不公義、支持環保當然很不同，有沒有用呢﹖

真的很難說，至少喚起了感覺，組織者可以放下平日用慣的、強硬的陳述，用笑容來打開可能性的寶盒，開拓不同說話的方式，跟「街客」共享煞拿的美妙時刻，建立一種共同經驗。當然，對方是否願意接納，如大可拒絕妳免費提供的按摩服務，這又可能是技巧的另一層次考慮。

相信，我們不可能照單全收Elena的計劃，但她反問：「你們為何不開設香港版本的Happy Company﹖」是的，如果幽默也可以上市。(刊於2008年1月20日明報)

這粒糖，甜多久﹖基層用來送藥，中產用來佐酒，富豪商家用來錦上添花、繼續光亮﹖作為公共政策工具的財政預算，除了平衝收支，分紅派糖外，是不是更需要有遠景路徑，創新思維，開拓本土經濟產業面向，以及對應公共需要，發揮結構調整，資源重新配置的職能﹖

這是曾俊華先生第一份財政預算，為做好這份工，他給了我們三大公共理財信念：承擔、持續及務實，意願良好，但首要問的是：公共財務的本位在哪﹖為誰承擔﹖為大多數市民還是誰﹖133萬貧窮人口算不算大多數[1]﹖一千八百元電費補貼很具創意，但最大得益者到底是誰﹖

預算的可持續性，其實只聚焦在庫房收支平衝，說到底，以派糖維持民望，沒有以滿足公共需要為旨。所謂「應用則用和用得其所」的務實，有何標準﹖正視及解決貧富懸殊，市場壟斷，老人無依，工人無保，是不是務實呢﹖持守「大市場、小政府」的策略，把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控制在百分之二十或以下的應然性其實在哪﹖相比經合組織(OECD)的成員國，於2003年的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平均高達百分之四十四說明什麼﹖是的，聽到聽到，它們不乏高稅率的福利國家，但我們的百分之二十是以什麼為依歸﹖雖然基本法列明要量入為出，但這是不是守財如奴﹖上限有沒有討論的餘地﹖小政府，你有多透明呢﹖

山寨廠老闆經濟學

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鴻直指預算案是「務虛」、只是「山寨廠老闆經濟學水平」，停留在小型經濟格局，沒有開拓，長遠投資欠奉，而且「雙重標準，對低收入補助，只是一筆過的短期支援((如對長者三千元的額外津貼及為低收入家庭代繳一個月公屋租金)，對中產的減稅(如調高稅階、調低稅率)及商人企業的優惠(如調低利得稅)卻是長期的收支削減，這算得上社會承擔嗎﹖政府還用40億來為兩電做公關，不是利益輸送、討好商家是什麼﹖」

預算案非常強調人口老化問題，並將長者等同社會負擔，陳批評說：「老人家當然不是社會負累，他們也是消費者，會刺激生產需求，增加本地消費，政府就是不懂資金循環的道理，從前福特汽車，除了發展生產線，工人工資也特別高，工人有錢，擴大消費，產生買車意慾。」

「若說人口老化帶來沉重醫療負擔，為何不在預防著手，包括改善空氣、住屋、食物、工作環境等等，成本肯定較治療低。事實上，醫療不一定是福利，政府可以好好發展它成為產業，輸出服務。」陳續說。

長者是一個什麼問題﹖

作為有社會承擔的政府，除了把長者及弱勢「問題化」外，到底有沒有正視他們的具體處境，貧窮的社會成因，真正的需要﹖

如家住大窩口的馮容婆婆，今年九十四歲，大半生打住家工，獨身，個性強，不識字，卻煮得一手好菜，家務了得，正是從內地來的香港第一代女性自力更生的典型。「我好細就有一個夢想呀，一生不靠人呀。」她不停打工，直到八十二歲才因為抹窗傷手，被老闆借勢迫走。幾經奔波，才取回三萬元(她月入約三千元)的長期服務金。她卻是一生苦勞五十年。最近一次大病後，三萬元如煙消。現在只有跟孫兒分戶，以獨居老人身份(跟子女同住的不合資格)申請長者綜援生活。「我對香港怎會沒有貢獻，我那些大老闆對外做生意，開業務，我為他打理家庭，他為人，我為他呀。」馮婆婆說得清清楚楚。

「老人家不要什麼，只想不靠仔女，有地方安樂就可以。一次過給我們三千元無用呀，要人人都有的全民退休保障才幫到老人家呀。」馮婆婆認字不多，卻是自我起動的公民，她積極參與爭取全民退休保障運動，明知有生之年都未必看到，但她說：「為了下一代而爭呀，你要為我，我要為你才有力量呀。」她努力為下一代，我們這一代又如何看待她們這一代﹖邊緣化長者為社會問題﹖認定政府承擔全民退保就是養懶人﹖實在不公不義，對弱勢火上加油，強化標籤。

在職長者又是一個什麼問題﹖

馮婆婆說的是獨老故事，而今年六十二歲，當家務助理的阿梅說的是在職長者的狀況，是我們第二代香港人的女性自強故事。據2006中期人口調查，60歲或以上人口約有一百萬人，在職長者約佔十一萬人，女性佔多，他們年紀漸大，身體因長期勞損，日見虛弱，還要兼顧兒孫及比自己更大年紀的父母或丈夫，乏力討價還價，有工開變成恩賜，常活在憂患中。他們未必沒有技術，只是一身好武功(如車衣、紡織、手藝等)隨經濟轉型而不被承認。長者過往的青春、血汗、精神都在為香港累積經濟資本，今天經濟轉型，所有經驗都視為多餘、沒有價值的。長者要再度進入勞工市場，女的多轉為家務助理或清潔工；男的多從事保安。

「政府今次派糖，沒有惠及萬多名家務助理，當我們這個工種透明」身為家務助理總工會理事的阿梅忿忿地說。「家務助理本身是不穩定的彈散工，早年已不被納入強積金條例的供款制度，既然沒有強積金戶口，也被排除注資低收入戶6000元以外，根本是雙重歧視。」此外，據工會數字，七成五家務助理工時少於72小時，八成月入少於4000，經常跨區工作，交通費佔月薪一成以上，卻不能受惠於預算案為偏遠地區人士而設的「就業交通費支援計劃」。想強調的是，要正視長者貧窮的原因，起碼要對他們的生活處境、從事的工種有具體的了解，才能提供實在的支援。

誰真正受惠強積金﹖

預算案以「積存資源、未雨綢繆」來形容向每名月薪不足 10,000 元人士的強積金戶口一次過注入 6,000 的措施，強積金真的可以保障我們的未來嗎﹖如消委會早前報導，我們其實要負上驚人的管理費，「而且資金長期凍結，一直由營利的跨國保險及金融公司管理，實在沒有保證，即使有很高的透明度，我們很容易知道自己的錢去了哪或有多少，但中間完全不能左右那些所謂的投資專家如何投資，也無法監管他們的表現，我們全民陪賭，齊齊被納入國際金融資本運作，但不論羸輸，投資專家都收費。」年輕的精算師江繼祖說。

此外，強積金有不少漏洞，如僱主在員工六十五歲前解僱或遣散他們，可進行「對沖」，即從員工跟僱主合供的強積金來補償員工，自己省卻一筆，變相是從員工自己的口袋的錢來賠償，而員工的強積金被抽走後，又如何得到退休保障﹖

人口老化、貧富懸殊的確是社會現實，但除了標籤長者及弱勢為負擔外，應否更認真地探究貧窮的社會成因﹖除了傾斜發展金融服務行業，可否創新思維，拓展勞工密集的行業，如社區內的環保回收﹖長者豐富的經驗可否轉化為受尊重受認受的知識，成為本土的文化資本﹖全民退休保障是不是更能公平地保障我們的未來，具體細節可以再談，但總要有一個開始，拿出來討論。有社會承擔的財政預算，以民為本，讓人人有機會持續發展才是最務實的。 (刊於2008年3月26日明報世紀版)

對高官而言，K20-23不過是一個檔案，一堆銀碼，連串的估值；深水埗街坊卻看見活下來的地方，自己幾十年來點滴累積的生活歷史及情感，以及自主的選擇、權利和尊嚴；Maggie卻讀出不公不義、憤怒及介入的迫切。於是，零四年開始，她不分日夜，解碼拆碼，擔當街坊的導體，點亮改變的可能。

Maggie在深水埗長大，父親在區內開車房，已經33年，人人認得，所以鋪面掛的仍是上手洗衣店的招牌都無問題，而且在鋪內養了一隻有條白色nike眉的沙皮狗、貓頭鷹、穿山甲、會叫人「靚女」的鸚鵡，既是車房更是快樂的動物園。但，歡樂氣氛隨著收到房協的清拆通知信開始改變。

「我看見老豆很擔心，好驚，便可始看文件，嘩，什麼「佔用人」、「差餉租值」大堆專用名字及條例，多嚇人；又派人來叫我阿媽簽字，阿媽不清不楚心慌慌，就簽了。令我最氣憤是，參加發布會時，要求房協解釋安置賠償，高官的咀臉非常難看，還說是改善我們的生活而收樓，叫看不明的，自行閱讀條例罷，聽得在場的婆婆手震震，嚇得要命。」「連平日愛攪鬼的阿爸都好驚，何況是那班住天台的婆婆、唔識字的街坊及新移民朋友呢﹖那些社工隊十問九唔識，我知道要做點事。」

於是，任職小學視覺藝術老師，沒有任何組織社運經驗的她，經做議員助理的朋友解釋及提點後，慢慢理清舊區重建是一回什麼事，房協應有什麼承諾，然後「一個人影印傳單，逐間商戶貼，叫街坊開會，當時連有多少戶受影響也不知，就跟自已說，好，派完五十張就回家，有多少人來開會也要做。」結果，05年10月28日當天，開會時間未夠，她連大聲公還未找到，街口已滿滿是人，早有公公婆婆等她，共有30多位街坊出席。

強力解碼 街坊充權

從此，她每天三時半放學後，便開始義務「接見市民」，聽求助電話，明白街坊具體處境，解釋條例、看資料、寫公函，讓知情權透明，給街坊參考和選擇。報紙擋朱小姐說：「最初，根本不知道我們有權可以選擇留下，房協沒有解釋過。」

Maggie 不但會聽，更會說，她鬼馬活潑，懂得用街坊的語言去解釋抽象難明的概念，如花王潘伯說到上庭時，要見官，很驚，自己又唔識字時，她會說：「潘伯，如果問法官你識唔識種花時，你估邊個叻呀﹖」「緊係我啦。」「就係啦，你有你專業呀。你一樣叻呀。不用怕。」她最開心，就是看見街坊明白自己無錯，認同市民是應該有生活選擇權及知情權的，不必怕高官以專業壓人，「有次，跟高官開會，有位電器師傅叫他解釋條例，對方不肯，師傅就駁他一句：專業大哂咩，自己就開始講電工知識，仲問高官識唔識，好好笑，我好開心。」

除了激發街坊充權，她的「解碼」工作非常重要，拆解壓在小市民身上的專業暴力，如選擇留下的車房李生說：「一世人都未上過法庭，當然驚，法官說什麼你又唔明，一個人對答，會震的。」遊戲機老闆皺著眉、憂心地說：「明明一直是良好市民，我想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卻忽然要上庭，對官呀，真係好擔心。」中年大男人且如此擔憂，何況是不識字的老人家呢﹖於是她為上庭的街坊製作「台詞」、「精華筆記」，把繁複的條例簡化為圖像及思考路徑，讓他們拿著，知所對應，心裡有底，無懼如大山壓過來的厚疊疊的法律文件。

技術撃倒 高官變臉

她一方面為街坊解碼，一方面跟高官對奕，齊齊玩技術雜耍，卻玩得更好。

「我知道高官一是貪快，單是說自己才會明的東西；二是不懂謙卑，沒有與人溝通的心，因此，要贏就要有耐性，我記性的確不錯，而且聽過160多戶的求助街坊的案例，時間、人物、個程、數目都記得好清楚，曾經兩次迫使高官公開認自己犯錯，講大話，承認一個根本不存在的政策，要面對街坊質詢。」

「我不是說政府衰，街坊好，但要突出當中的不公平，街坊天天搵食，工作時間長，資源有限，如何應付政府這個大機器﹖官員不過是坐在冷氣房，看電腦，玩數據，我明白，要拆解權力不對等，就要比他們更細心、更努力。」

一次又一次的技術撃倒，讓家人更明白她的工作意義，也令街坊改變看法，強化公民直接參與的意識，如一位家坊跟她說，即使他日真的要離開，也會回來跟進問題，監察房協的工作及承諾。而做花牌的王先生及報紙檔的朱小姐，現正修讀城市規劃的課。

藝術介入 另類抗爭

街坊自零五年開始，不斷抗爭，曾到房協總部及特首府示威、跨區遊行、向立法會投訴等等，都得不到房協回應，直至零七年八月，改以故事性強、帶有幽默感的藝術形式，如〈重見‧重建〉一街一畫的視覺故事展覽；及「尋人行動」，以債主貼街招方式來尋找房協總幹事王麗珍等等，效果反而更大。朱小姐說：「很多傳媒報導我們的故事，迴響很大，街坊很支持，多了人明白我們的生活狀況及處境，房協也終於派人來查問。」

明顯地，Maggie在當中發揮了積極的「導體」角色，先讓街坊願意嘗新，改以故事形式來表達自己，再記錄他們想公開呈現的圖像及說話，然後跟義工似工廠生產般，開了十天通宵趕製在開庭以前完成，成功協作出和平的、正面的、快樂的抗爭策略。

最近，他們的故事：〈離不開．深水埗〉再次在灣仔集成展廊展出，展期達一個月，直至月尾為止。除了看到十八間商戶的日常作息、專業技能、生存智慧外，也有深水埗新來港婦女、少數族裔、潮州鄉里的故事及情誼。下星期日，即23號，街坊再有新嘗試，會以皮影戲為媒介，講全新的抵死故事。

到底，要到什麼時候「親愛的政府」才會明白街坊不是貪錢，只要求一個很基本的生活方式的選擇權﹖

答：Maggie (周綺薇)

小學老師，精靈鬼馬，溝通及滲透高手，有本事說服學校及家長，帶小學生去牛棚看書展，當年主題是身體，有性工作者的相展；也能在學校攪《菲傭姐姐在遮打花園做什麼﹖》的創作計劃，把有關歧視的問題化為親子閱讀，讓家長反思。三年多，一直跟深水埗重建街坊一起快樂地抗爭，協作新可能，最想街坊「變超人」。常說：「街坊跟小朋友，其實都很似，哈哈。」

問：俞若玫

漂流教師，在不同院校兼職，滲透低手，解說舊區故事時，學生會睡；說笑話時，學生睡得更香。 (刊於2008年3月23日星期日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