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少人 多多事 –回應「活化廳」開幕展

 

十月廿三日下午，上海街404號，塵土翻飛，寫有「活化廳」三個醒目大字的花牌，半空而立，大有重現舊時商鋪開張之架勢，玩味十足。新店商標是一張大沙發，內有免費wifi 及康樂設備，實在耐人尋味。因為高度自治，我沒有逐一問過其他十位成員，而這個「活化廳」，對我而言是一個以空間打空間的平台，在建制下(藝發局資助的藝術空間)提問建制，也借此來開闢、實驗更富想像力、更有對話可能的藝術空間。藝術除了被(誤)認為可以活化社區經濟外，可有別途? 社區藝術經常被垢病為空降，可有小徑? 而社區價值除了用地價、租價衡量，可有什麼一談的? 

「活化廳」頭炮是個奇怪的展覽，名為「多多獎，小小賞」，策展人為程展緯及李俊峰。二人先從被殺的小學取得大量殘餘的獎項，以此循環再用，作為委約的青年藝術家及藝術學生的原材料，並要求他們閒游上海街大店小鋪，發掘當中有趣價值，並以改良過的獎牌表揚。

不是什麼把藝術帶到社區的高恣態或虛妄，年輕人的確「空降」，未必認識上海街，但過程有趣而雙向，提名和得獎，生產對話，主體是動輒經營了三、四十年的老鋪，而不是藝術家。藝術家必先進入社區，要有看法，有感覺，才可以把表揚的價值物質化，並經過美學的處理，更富象徵意義，或更具象地呈現他們的對上海街的發現及欣賞。這教我想起丹麥的藝術家Lars Bang Larsen 99年提出的「社會美感」(Social Aesthetics)的概念，就是藝術家構造的空間，社會性及美感雙線行車，缺一不可。 

收筆前，大概已送出三十多個獎項，以後每個周日都有導賞團，獎項相信陸續有來。而我作為觀察者，粗疏地把獎項連結社會脈絡，有以下發現:

 重視手藝 欣賞專注

 今天上海街一帶，仍有小型工場，好幾位年輕人表揚老鋪的原因，都用上這些字眼: 「展示和守候」(馮畫師)、「寧靜的感覺，商品安靜含蓄地閃爍」(安昌汽燈)、「伯伯開檔六十年，有氣有力，敬業樂業」(516 五金車仔檔)、「陸生可以隨時退休，卻仍然工作」(炳記銅器)，「胡生發明了一個工具，為自己制作招牌」(金興招牌) ，「問老闆什麼都識，貨品齊全，而且工作之餘，好開心」(新利豐膠轆) ，甚或因為古玩老闆，寫字畫畫了得外，更會投稿論政，很有人文風骨，深表贊賞(中西古玩) 。有趣是，被表揚的正正是傳統「手藝師傅」的工作倫理，借用Richard Sennett 對 Craftsman 的解釋，就是有慾望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的人。這種對工作的專注默守、不斷改進、以此為榮並建立自我身份，以一件是一件點滴累積的實體勞動，能再次被年輕人欣賞，只是好。在新經濟主導的當下，不是金融就是地產，活化社區，可會包括活化對工作的熱誠，對工作的掌握? 相信能掌握自己生活的人，才會拒絕翻滾，寧靜而居。

 發現地方 空間爭霸

 

藝術家雖然空降，卻感敏，很喜歡勞麗麗那個作品，最活現上海街空間特色及爭霸，她表揚的是「油尖旺貼 poster 黨」，原因是: 「最 update的「色聲藝」資訊，平面廣告以打遊擊、一瞬即逝姿態寄生彌敦道，成為油麻地多元化宣傳區」，她不是空談，而是真的跟「兄弟」聊過，知道行情，也寫了封表揚信。此外，有伯伯在449和451之間一條罅開檔，也成為表揚的對象。這都顯現了上海街的靈活，使用者如何策略地回應寸寸金的空間。

社區關係 開心要緊 

很多提名者都因為美麗的笑容，可親的招待，歡快的氣氛而被表揚，舊區的人情味，似乎不是神話，而「今時今日的服務態度」大可摺起，只要妳肯花時間，跟各位大姐大哥熟稔一些，隨便在店內站一站，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如永隆繡莊、遂興茶餐廳、超英香燭、新利五金)。上周日遇上蛇王寶老闆，興頭來了，他就在人來人往的街上，即席示範氣功。而廣東道蔬菜水果檔佳姐，正是單身無飯氣的麻甩仔的飲食救星。當然，不少上海街老鋪都已活了幾十年，幾代同堂的故事，不但有情有味，也側面看到香港各行各業的變異及變化因由，上海街的興衰也是香港未完的故事。

這個擬似美感不足，創作人空降的比賽，有趣的不在獎項本身，而是遊戲的設計，可以讓創作人走入社區，開創獨特的雙向空間，讓自己成為空間裡有趣的一部份。

刊於星期日明報 2009年11月8日

回應文章: 除了監控，我們理解年輕人嗎？

最近被人在信報指名責罵，是有關援交的討論，對方以法律為名，去打壓年輕人的性權，也顯出典型成年人對青年的描黑和害怕，法理後在保護什麼? 在維護什麼? 對方對我的訪問方法也很有微言，其實那有絕對客觀的報導? 但基本的謹慎、思考的獨立、跟受訪者保持距離，我一向很把持，想不到，被人指罵。不要緊。對我毫無打擊。我自有素質的要求。

不過，以下回應文章只出在信報的讀者來函(!)，不知讀者幾何，唉。文章也被刪了有關美國情況，並掉了一個句號。再唉。

此外，文章刻意把焦點移往成年對青年的描黑，而少談青年性權，因為另有朋友已寫了精彩文章，但未知出版日期，會繼續關心。自己筆力及見識有限，希望朋友可以繼續就描黑青年引起更廣泛、更具體的討論。援交、吸毒、失業、網癮，一波又一波是war on youth嗎?

相關文章:

不是羔羊，是鏡子—-跟兩位男性工作者談援交
俞若玫 2009年8月9日 明報
援交有理？
楊我 2009年 8月17日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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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監控，我們理解年輕人嗎？

謝謝新聞工作者楊我在八月十七日《信報》發表了長文「援交有理」，回應了自己在八月五日《明報》星期日副刊登的「不是羔羊，是鏡子—與兩名男性工作者談援交」的文章。相信大家都關愛青年，關心社會事務，也樂於做資料搜集，以脈絡化的手法，借力媒體空間去討論援交。

只是，大家進路不同，楊我以「合法即合理」的思維出發；我從問題意識開始：什麼是援交？我們對援交的主體，即年輕人，有沒有具體的理解？有趣是，相互交鋒的地方卻變成──楊我指控我為鼓吹援交，晦淫晦盜，此番誤讀，未免上綱上線，如果帶出討論的不同面向，嘗試呈現另類的聲音，便被打落為鼓吹，難怪新聞媒體自我審查愈見厲害，甚至是是但但。

自己不是法理專家，無能也無謂扮專家，但粗略地做了點調查，發現各國最低合法性交年齡有很大差異，如中國十四歲、菲律賓十二歲、台灣十六歲、日本十三歲，同時，各有灰色地帶，都在不同的情況下有彈性改動的可能。

學術界對此年齡線一直有爭論，如2005年出版專書The Age of Consent: Young People, Sexuality and Citizenship的英國學者 Matthew Waites曾向政府建議把英國的合法性交年齡由十六歲下調到十四歲。他指出英國公民十歲便需要負上公民刑責，但為何十三至十六歲的青年卻斷定為不懂善惡，不能掌握自己的身體？他曾進行全球及本國的大型調查，發現英國年輕人相當早熟，十六歲前有性行為很是普遍，但法例具污名效應，令青年不敢、不願、拒絕跟家人、學校討論性事，有困難也不肯尋求協助，雙方隔閡很大，所以學者主張與時並進，把最低年齡降為十四歲，同時加強年輕人對過早懷孕、性病及安全性愛的認識。

當然，外國例子不可輕易挪用，我不鼓吹更改香港法例，不過細想，如果法例的理據是「因為心智未成熟的人，容易做出錯誤決定」的話，我們是否只做了監控青年的工作，而沒有理解今天年輕人的生活狀況？身體條件？成年人可不可以用舊的一套照單放在他們身上？更重要的是，有沒有讓青年充權（包括性權）的機會？讓他們有空間去明白自己的身體，成為知所為知所不為的主體及市民？

回頭聚焦有關援交的討論。楊我認為我「把援交等同於涉及物質的感情關係，這是忽略了援交的特質」但其實跟楊我自己定義的「收費拍拖」分別不大，而且，很多成年人的拍拖行為，甚至婚姻都有收費成分。說到底，「援交有未成年的特質」才是楊我想說的。

事實上，我寫「不是羔羊」，就是想對應主流新聞對援交及未成年特質的形容及想像，其實，成年人固然在不同程度上有這些特質，進行援交的青年人真箇如此？他們生活狀況如何？為何援交？

於是，帶着此等問題去訪問兩位男性同志工作者。基於對他們私隱的尊重，未能細緻地描述他們，但自己寫作經年，下筆不會粗疏得不帶距離地全盤接受被訪者的言行，也備有不能以偏蓋全的自覺、孤證不立的謹慎，所以末段是關鍵的：「哥仔的確各有面容，處境各異，但，要指出的是，他們面對的壓迫及權力機制是一樣的：被偽善的成人建構為沒有能力自主，無主體身份，面目模糊、盲目祟拜物質以身體換來傷害的受害人。」此番反省，應該跟鼓吹、認同援交沾不上邊罷，只希望成年人打出裁決手勢前，多點反身自問，援交又為何有客人？社會對性是壓抑還是害怕？年輕人為何苦無上流機會？另類生活有沒有可能？誰在鼓吹物質生活？誰在擁抱經濟是唯一的生活價值？成年人跟年輕人為何愈來愈敵對*。* (句號也掉了)

想起文化研究學者 Lawrence Grossberg在2005年出版的《Caught in the Crossfire: Kids, Politics, and America’s Future》，內有大量數據及資料說明幾十年來，美國如何跟年青人開戰 (war on kids)，家長、學校、政客及媒體合力把孩子形容為可怕可惡、懦弱自閉、濫交濫殺、終日打機等等，(這段被刪了)，表示成人只懂三招對待：紀律、懲罰及控制，年輕人愈離愈遠。他主張美國重建青年跟社會的關係，重構一個更富希望及想像的社會，建立有對話可能的經濟、文化及政治系統。

這會不會是香港的寫照？不肯定，但可見的是，最近除了援交外，吸毒、失業等等事件都跟年輕人有關，成年人除了以保護之名、進行監控、打出法理外，能不能理解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怎樣的未來？或，有沒有未來？

我實無能力寫一本《一○一個援交的好處》，卻希望可以出一本《一○一個偽善的壞處》。

信報財經新聞
P09 | 評論．讀者 | 讀者之聲 | By 俞若玫 2009-08-22

指名責罵的文章:援交有理？

援交有理？

拜讀了八月五日《明報》星期日副刊俞若玫小姐鴻文：《不是羔羊，是鏡子—與兩名男性工作者談援交》，心裏面即時泛起一個念頭，假如要製作《一○一個援交的好處》之類的書，未必要由性工作者關注團體「紫藤」出版，但可以請俞小姐執筆。

是否「不正當」

「援交」是繼「?模」以外，這個暑假聽得最多的潮語之一。其實援交早已不是新鮮事，那是九十年代在日本興起的用語，意指收費拍拖的行為，當中或包括性事，被定性為社會的黑暗面。電影《涉谷二十四小時》於一九九七年在日本上映時，援交變成當地的熱門話題，就如現在的香港一樣，傳媒、社會學家、心理學家、輔導團體都圍着這話題團團轉，想要怎樣解決它。

但是，新詞最經不起時間考驗，援交沒有消失，卻已落入尋常百姓家，大家都不再大驚小怪了，除學生妹在幹，辦公室女郎、主婦、少男壯漢都投入此道賺錢。縱使如此，也絕不代表援交已得到社會認同，更不可能變成「正當職業」。

所謂不正當，可從規管、法律和道德層面去理解。首先，援交不受任何規管，從過往案例可知，部分參與者受到黑社會操控，更多是自行安排與客人見面，無論有否進行性行為，都有一定風險。援交男女大概可列為「自僱人士」，卻絕不會供強積金或有任何勞工保障，較夜總會的性工作者更無保障。而經營「一樓一鳳」的性工作者尚且有紫藤等組織為她們籌謀，或者向警方或政府部門爭取權益，但援交沒有組織可言，危險性肯定更大。

另一方面，先撇除成年人之間的性交易不談，亦不質疑個人對身體的自主權，但是，從事援交者不少是未成年少年男女，在法律上，他們既違反勞工法，在性交易中亦嚴重違法。

法例有責任保障未成年人士，重點不在於捍衛模糊的道德，更不代表「成年後才可以胡來」，而是因為心智未成熟的人，容易做出錯誤決定，刑法遂成為其中一張安全網。在醫學上來說，過早進行性行為的確有害無益，若懷孕或染上性病，成年人亦難應付，而那些未來社會棟樑更可能身心盡毁。目前法例對未成年少女保障較大，若與未滿十三歲女童進行性事，不論嫖客是否知情，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

兒童色情法及保護婦孺條例包含的道德成分，是要保障兒童免於受侵犯，各國對成年的年齡定義稍有不同，例如日本是十六歲，而香港則是十八歲。但國際間對兒童性罪犯均作出最嚴厲懲罰，這不是歧視性工作者，也與道德偽善無關，只要思想清楚的人士，都不會混為一談。投身援交者的確有未成年的特質，所以傳媒或社會人士對此作出的負面形容、質問和抨擊，是有理可循的，若能令人反思性的本質，則是另一層次的大好事。

當事人直言

然而，俞小姐的文章，仿如在大力推廣援交行為，最令人震驚的，意是對未成年少男接客予以肯定。首先，她在引言上率先提出「到底，怎樣才叫援交？」，回答是一連串的反問，「為了獲得金錢而答應與人約會，而不一定有性行為？」、「一心嫁個有錢人的女子算不算？一夜情後要求對方付房租呢？」……直把援交等同於涉及物質的感情關係，這是忽略了援交的特質。

然後，俞小姐訪問了兩位援交男，其中一位現年二十歲，兩年前開始加入；另一位是十六歲的中四生，十三歲開始活躍。文中對兩人的外型及談吐都大表讚賞，前者說：「對自我要求非常嚴格……讓客人舒服、懂得溝通、維持關係、服務熱誠等等……以身體工作，改善生活，自我培訓，展露才華，沒有不妥。」他還質疑社會人士偽善：「難道我做援交，就要受批評嗎？……我幾經辛苦才找到一份可以投身的工作，鍾意做，又做得好，卻為何要成為『話柄』？」後者則捍衛出賣身體賺錢的做法，結論是援交「完全自主」。

兩名援交男的客人是男性，展露的「才華」就是接客，其中一位在十三歲開始活躍，算不算是「少年早成」？但是，請大家留意，根據本港《刑事罪行條例》(第二○○章) 第一四六條則規定，向未滿十六歲兒童作出猥褻行為，無論事主是否同意亦屬犯法，最高刑罰是監禁十年。所以，受訪的那位小同志的客人，大概都要有洗定屁股等坐監的心理準備。

這篇受訪稿的內容有爭議，受訪者卻有權說出個人想法，處理文稿的責任則在作者了。記得紫藤今年初出版《好客之道》，筆錄了十一位嫖客的心聲，他們聲稱「嫖可以增進夫婦感情、嫖妓扶貧是好事」，滿書歪理看得婦女們個個喊打，男士搖頭說「賤男多借口」。但是，當嫖客自白，作者僅作直接筆錄，既沒有妨礙受訪者的「言論自由」，亦沒有介入內容中。只是，作者在書的末段聲明未必同意受訪者的看法，讀者須自行判斷對錯。

不值得驕傲

同類訪問中，作者若不加任何註腳，讀者須自行決定贊成或反對。但作者一旦表態，就要有一定的警覺性，最低限度不能越過法律界限，不能違法地晦淫晦盜。但觀乎文章的首尾內容，俞小姐似乎完全同意受訪者的看法，並指自己過往的錯誤觀念，是「實在要不得」，最終認為援交者是「受害者—受害於被建構為受害羔羊」。這種觀點着實令人震驚，也令人質疑她對援交的認知程度，僅流於「大把好處」的偏頗層次。

筆者亦曾接觸援交男女，在此之前就明白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從未戴起有色眼鏡去看他們，不認為援交者必然有缺憾。我們毋須潔癖地認為社會必須光潔明亮，對於援交男女不是要拉要鎖趕盡殺絕，當社工聽到十歲八歲的女童試過援交時，第一時間不是要報警，而是要了解內情和作出適當引導，但總不能認同吧？所以，無論援交者說得多麼動聽，多麼光明正大或理所當然，都必須讓他們知道，那不是「可以自主」的良好職業，不值得驕傲。

作者為新聞工作者

2009年8月17日

信報財經新聞
P08 | 時事評論 | By 楊我

古巴的快樂啟示 好好的活着

今年是古巴革命成功五十年，標記了這個加勒比海小島傲然抵抗美國禁運足足半個世紀。

且 放下浪漫的想像，它仍然一黨專政，生活貧困，糧食短缺，壓制言論，限制出國，年輕人開始疑惑規條式社會主義路線，不安於層層官僚枷鎖。但是，它同時堅守人 道精神，色彩華艷，滿街笑聲，人人有書讀，農業技術了得，平均人壽七十有七，還有餘力向拉美各國輸出革命熱情和醫生，向全世界送上動人的音樂、舞蹈和各種 藝術。太多不解了。幾年前，兩位朋友：芳子和美玲出於好奇，更多出於對主流生活、價值觀的反思，及另類發展模式的嚮往，開始踏足古巴，最近把長期的觀察寫 成新書《敲打天堂的門．古巴》。

美 玲和芳子都是聰慧、獨立、美麗的女子，有知識培植出來的自覺，有來自包容的溫柔。有趣是，三言兩語間，她們就談起死。芳子說，一直以為自己四十歲就死，而 美玲更說三十五。猜想，能直視死亡，得要對生掌管而執著，重視每個體驗，珍惜每天的內容，人才會好奇，才有動力去挑戰和實踐，難怪她們能拋下少講意識形 態、只談經濟價值的香港，獨立思考、尋找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另類生活可能。

訪問時，古巴媽媽羅莎也有來，她動作靈巧，頭帶假髮，鬼馬活潑，怎也不像八十歲的老人家。雖然言語不通，她很快就跟攝影師說要把他當男朋友了，間會說起有味笑話來。面前的食物明明很難吃，她仍說： 「這是最好的一餐」，盡顯古巴人的樂天知足的性格。

樂天知足重平等公義

芳 子一再說，古巴生活很困難，平均月入約十五美元，政府補給的食物只夠三分一的基本需要，不足的要自己想法子，汽水、米、肉、上網、電話都是奢侈品，而且， 做什麼都要排隊。「古巴人卻從匱乏中練就驚人的創意、想像力、耐性和黑色幽默。」她說。在新書裏，我們看到更多具體的例子，如不能合法買屋卻私下換屋、農 夫用可樂膠樽及醫療用時間掣組合為自動澆水系統、婦女以舊馬達配塑膠桶做燙髮器、兩條葉脈便是筷子、畫家用最簡單的工具創作、各種簡陋的地攤等等。「古巴 人，很驕傲，如你不能解決問題，放棄嘗試，他們會看不起你，話你太沒有想像力！」她續說。

古巴人的驕傲不但露在臉上，也寫在牆上。政治標語無處不在—— 「我們活着，活得好好的」、「沒有孩童流落街頭」、「以勇氣、智慧來努力，就是現實主義」等等，給近在咫尺的頭號敵人美國帝制霸權看，給其他拉美同盟看，也給自己看。

當 然，古巴的免費醫療（佔全國開支13％）及完善教育（佔全國開支30％），超過九成的識字率，一個學生都照開班，犯罪率低，成功發展城市農耕，扭轉對入口 的倚賴等等，都足令他們引以為傲。可記得去年上映的美國電影《Sicko》？導演米高摩亞把幾位參與911 拯救工作而病倒的朋友，帶到古巴求診，當女病人發現一向服用的藥，售價不是美金120 元而只是5 仙時，她受不了，幾秒鐘的境頭，她驚愕、憤怒、悲痛，終於吐出：it is insulting! 她那自由之國沒有給她最大的保障，眼前的「邪惡」古巴卻有她得不到的福利！是的，醫療在古巴是人權。

古巴仍能以平等、公義、 團結、尊嚴、集體分享等普世的人道價值來維持社會主義，除了歸功於無處不再的意識形態工具外，也因德育。美玲說： 「古巴的教育不單在課堂，也在社區建立知識、科學及德育系統，學生要到山區工作，教師要動手維修校舍，實踐集體目標。醫生要上德育課，判症要以病人福利為 依歸，而不是診金。」

不過，也不能簡便地投以浪漫目光，美玲瞪起圓眼，說話開始急速起來：「年輕人開始質疑，雖然敵人就在旁邊，天天面對看不見的經濟戰 爭，抗衡霸權，防止滲透，但是不是只是政府合理化打壓言論自由，限制出入自由的借口？年輕人，愛恨古巴，質疑保留個體的生活自由是否就等於自私，對集團利 益的叛逆？年輕學者開始問：為何每晚都要留守在學校當看守員，而學校明明已有保安員工，這不過是一種儀式上的效忠，規條式的道德表揚。」想起她在書中，引 了哲古華拉這句： 「你先是一個人，才可以成為一個革命者。」

腐敗生活的避難所

芳子也說： 「道德是否內化為每位古巴人的核心價值，我不肯定，古巴一樣有壞人，參與勞動也是受制於制度，必須順從，而且在物質非常匱乏的現實前，互相幫忙是一種生活 策略，今天我幫了你，或許，我明天就需要你的幫忙，緊密的社區組織及關係很重要。」

美玲和芳子都是中產知識分子，對這個優越身分她們非常自覺，處處顯出不 要本質化古巴的謹慎，沒有擺出很了解古巴的姿態，芳子在書內說： 「古巴是我們原罪的避難所，是我們資本主義腐敗生活的希望。」難怪，她們以敲打天堂的門為書名，猜想天堂只是個譬喻，理想的象徵，古巴人堅定往前，一份質 樸的信守，一種對「好好」活下去的自我期許，我們呢？什麼是「好」？

當然，去掉對古巴的刻板印象也顯出兩位對文化身分的理解。「我是地球 人。」美玲斬釘截鐵說， 「關心環境資源被剝奪，致力推動永續農耕。」她懂西班牙語，在古巴生活已超過四年，自覺是外來者，但「距離舒服，古巴人對不同文化都很包容，這點我很欣 賞，從他們多元的宗教，如古巴神祇Chango，混合了中國關公及天主教的聖芭芭拉，雌雄莫辨，既勇猛又浪漫。事實上，古巴元年，即西班牙入侵時，土著已 被殺清光，及後大量輸入非洲黑奴及中國苦力。曾幾何時，華人是第三大人口，今天卻只餘幾百人，大部分已失去姓氏，跟祖籍失去關係，無迹可尋了。」

「所謂國 際化及本土化，是個說不清的過程，香港人的生活是另一種極端，但最近回來，高興見到民間多了聲音、多了自發性的討論。今次回來，跟黑皮膚的羅莎走在街上， 盡見歡迎的笑臉，沒有拉緊小孩的家長，香港真的改變了。」一頭鬆髮的芳子，拉拉她的曲髮說：「在古巴，我看到新問題，如遊客帶來的影響，看得見的貧富懸 殊，官僚問題，古巴人的心願是旅遊等等，但我也看到社會價值即是生命價值。根本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藍圖，可方便跟隨，要我們自己不斷改良，沒有終極答案。」 回過頭來，如何看香港人這個身分？ 「我自覺是香港人，因為成長於此，不需學另一種語言可以產生維繫，但不在乎大歷史，普選、政治改革未必是重要，具體的社區生活、血肉的感覺才最重要，所以 利東街、嘉咸街街市、菜園村的清拆都很重要。各人需要參與、掌握社區，要有網絡，才有關係的建立，形成一個安全網，叫人生活快樂、平安、有安全感。」

是 的，真不會有照單挪用的便宜，古巴在特定的脈絡下，從物質匱乏中，以創意面對每天的生活政治，以幽默疏解抑壓，以藝術表達信念，精神沛然，天堂可能很遠， 但羅莎的笑容很真。可惜，訪問做得不詳盡，有很多面向未有觸及，如藝術文化方面，古巴音樂會才一元一場，電影三毫港幣可看，真正的創意共享，還有各種激盪 人心、黑色自嘲的古巴文學、舞蹈、繪畫、城市農耕的故事等等。新書有更詳細的分析，尖沙嘴商務有售。

明報 2009-05-03
P12 |  閱讀古巴 |  By 俞若玫

從無力到快樂─麥婉欣的創意火柴

香港創作人早學會自求多福，無力感天天上揚，只能，如此。漫畫家劉祥焜以「人神共憤」來怒斥政府，冷待揚威日本TBS 的本地動畫團隊；而傳媒和觀眾繼續想像及要求藝術村內的藝術家一人同時擔演：表演藝人、公關、市場推廣、教育普及，最好主動找商界磨合，自創商機，自找贊 助，懶理你一身兼多少職去「養」起你的創作能量和餘力的獨特生態。藝術家也開始認命了，藝術創作跟行政管理、市場開拓、資金籌劃合而為一是大勢所趨，無法 改變。藝術產業化，還是產業藝術化，開始愈說愈不清。藝術到底是支裝飾商場博物館的塑膠花，還是把人聚合、帶來情感經驗的有機深根大樹？ 文俞若玫圖郭慶輝俞若玫

答：麥婉欣（右）

獨立電影《哥哥》、《蝴蝶》、《八月的故事》導演，說話快準，思考縝密，陰性細膩，陽性果斷；深懂主流市場遊戲，又執著獨立精神；急於求成，又鞭策不能失節。最近以獨待的詩化電影語言，借力主流音樂的渠道、歌手的魅力去訴說社會有病的故事：紀錄片《十日談》。

問：俞若玫（左）

文字人，好奇語言的萬樣可能，社會議題可以怎樣寫？讓更多人在乎？

剛 公布的「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除了自稱「戇居了，以為政府會支持粵劇」的汪阿姐大問： 「任由（粵劇）返魂乏術」外，多少藝術家看見那張「得獎名單」啼笑皆非，政府明明手中只有一把經濟萬用尺，何必以活化為名，東掩西藏沒有長遠培植及保留本 土文化的決心和視野？聲聲重點發展創意工業，對創作人其實有多少認識？也許，創作人需要的不是補助，而是尊重，一點點的、真正的尊重。

在此 脈絡下，跟《十日談》導演麥婉欣談了兩個小時，除了進一步認識電影及主流音樂人的狀態外，也看到她如何回應創作條件萎縮的現實：向內走，持續行，發揮小火 柴的能量，微光處，重拾創作的意義，享受最簡單的、人與人的感動，即使黑暗中， 也看見人人心內其實都有超人的身影。

人人英雄詩意超人

是 的，蒙面超人這個角色貫穿《十日談》內所有故事，是情人英雄，是執著怪人，是環保昆蟲，還是穿上大玩具的成人？誰說得準。雖然此紀錄片以20 多名精神病患復康者的真實生活為骨幹，但導演沒有非黑即白的硬道理要說，詩化的電影語言，顏色、質感的處理、何韻詩MV 片段的跳接，混入尋常生活，訪談現場，虛實間，讓觀者有更多空間投入和思考。

先說製作因由，去年7 月她跟合作無間的何韻詩，在唱片公司的支持下，以madness 為題開始創作，因為，她倆都深感「生活在一個很病的環境，社會有很多不公不義的事情發生，不能理解，又不能改變」，加上，唱片工業早就風聲鶴唳，何的事業開始滯後，她需要變。

於是，一個以精神病院為題創作音樂，並找黃偉文填詞；一個以「瘋狂」為題做資料蒐集，最後跟深水埗Soco 、青山醫院及扶康會合作，提供個案。

把 社會議題帶入主流音樂，很容易兩邊不討好：歌迷不受落，市場不賣，同時被人怪罪借病人過橋，拿別人生命的故事，來提升自己創作的失語，這個得由聽眾自己決 定。欣欣自覺最初很抗拒拍紀錄片，怕處理不到跟受訪者的關係，當中包括信任及期望；特別在拍攝完畢，她投入剪接，沒天沒地，馬上跟受訪者割開，會叫對方難 受。但，今次，她跟受訪者都成了朋友，2 月8 日舉行的免費音樂會，受訪者也有上台跳舞。「這是我最滿意的作品，比過往的電影都要好，找回自己拍電影的原因，重新相信人與人之間還是有東西的。」她臉上 的滿足，叫人羨慕。

創作根本分享的美

其實，對我而言，《十日談》好看的地方之一，正是何韻詩不以紅星屈身扶貧 大龍鳳姿態出現，妳會看到她對基層生活的無知或陌生，但沒有流出由上而下的可憐眼淚，只率性地擁抱、嬉笑、大叫、遞紙巾、聽收音機、一起唱歌、打球，就在 一邊包雲吞，一邊跟抑鬱太太阿萍談天，對方放下芥蒂，閒話家常，說了好半天，平淡地說： 「我個女斬我呀」，才一句，只一句，聽者不能不動容，感受一名新來港婦女的壓力。又或自稱是外星人的阿昌，他金句連連，直指阿詩「唔太成熟」、又說超人 「都唔化，成日都一樣，唔識變通」，都是對話見真情，很好看。另外，美麗的芳芳，沒有朋友，但愛用跳舞畫畫來解憂，一句： 「藝術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完全明白，這就是她支持自己的力量；此外，查理淑儀這對別人眼中是失常的夫婦，顯出愛不是玫瑰和美食，而是「每天能為她解決問 題，我就開心」、「開心就是一個抱啦」的守望等等，都是自然流露，看到、聽到，人與人某些微妙的化學作用在輕響，友誼在醞釀，心與心在交流。也許，我們要 對受訪者有信心，是否被利用，他們會知道。

另外，阿詩跟范曉萱在錄音室的對話，平實如姊妹談心，小萱說「瘋狂是一種需要」，「瘋狂的人其實 很單純，只是需要一種自由而已」，叫人細味，而快樂對她而言就是平靜，阿詩卻說： 「我很快樂，因為有足夠的快樂送給其他人。」那刻，你看見她變了，她真的找到自己的路，也完全理解她為何以後會搞一場幾千人的免費草地音樂會：回到根本， 回到音樂在於分享的創作起點上。

當然，《十日談》不是社會行動的工具，少去深掘造成歧視精神病患的社會成因，沒有挑戰醫療權威的面向，更多 的是商業考慮，欣欣說： 「我做不到許鞍華，也不是甘神甫，雖然因為家庭關係，自小有很強的國家情感（《蝴蝶》今天仍因六四畫面，不能在內地播放），也關心社會事件，如對綜援人士 的標籤，但社會現實是不能改變，我只能做自己最強的東西，就是拍有詩意的紀錄片，一邊呈現社會不公，希望觀眾尊重精神病患者，一邊要求自己在創作上有突 破。」

環境無奈火柴發亮

欣欣現正學佛，並說了好幾次「現實是不能改變的」，追問後，除了因家人突然患病，要她在《蝴蝶》後，不得不停下來，放下工作和機會，學習照顧病人，曾經很低潮外，她對香港電影前景也是無奈： 「金融海嘯，老闆放軟手腳，開戲無期，作為女導演更不懂傾生意。

你 實在不可以拿台灣及大陸電影跟香港比的，如果沒有對土地深厚的感情，哪有《海角七號》，如果近10 年中國大陸發展不如此猛烈和驚人，哪有這樣多有話要說的年輕導演？香港實在又短視、又好命了很久啦。早幾年，香港人說韓國電影厲害，又想買別人的劇本改 編，但你要看別人有怎樣的觀眾，政府又怎樣尊重電影、發展電影才有這個成果。前幾年，我去韓國全州電影節，120 個參展導演，各有一名大學生全程跟身翻譯，全市也知道電影節正在舉行，非常重視，電影在大學裏的地位跟讀double 一樣高，這就是尊重，香港有什麼呢？

我們真不是要幾多億的電影基金，而是長遠的文化政策，有效的藝術教育。」其實，《十日談》的文本，層次 很豐富，有很多地方值得細談，如過度活躍的小朋友是否精神病患？藝術家跟瘋狂的關係（如片內的海潮、魚王、貓王、蛙王）、cosplay 玩家（扮超人的朋友，以人人英雄，世界大同為口號）的心態、瘋狂跟自由的關係等等，但在創意文化被經濟價值壓倒的今天，很想強調，何麥兩人自求多變，能在 資金、團隊合作兼備的情况下，像小紅帽般，在黑暗中，擦起火柴，發光發熱，畢竟是小數。我們可以選擇創作，卻不能選擇創作的條件。如果快樂是自由，離快樂 還是有點遠。

.明報 | 2009-02-22
P04|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By 俞若玫

朝行晚拆一摺牀

時空界線愈見混淆的今天， 「公共」跟「私人」的概念很受爭議，極需要以新思維討論及思辯，如網上點對點私人分享圖片，為何要納入淫審條例？兩個人在公共地方唱歌、打球為何不可以？ 在公共屋邨拍照為何要申請？到底，我們在公共場所的所作行為，有什麼可怕？怕什麼？誰怕？

因此，看見這個名為《與牀對話》的展覽（今天仍在火炭藝術工作室R623 展出），很是興奮，藝術家李民偉把一張一張尼龍摺牀，或垂直疊放，或單張安放在人如潮湧的時代廣場和旺角行人隧道，一下子把公共藝術及公共空間的權力矛盾拉緊，張力冒現。

有趣在兩方面，先是符號的並列，產生空間的不協調，象徵家、私密、個人的牀出現在滿鋪欲望符號的商場大街上，引來各種聯想，何况那不是貴價「蓆夢思」，而 是朝行晚拆生活流離的尼龍牀；也許是基層勞動尋常百性的化身，也許是工作不保時間不留人的象徵，也許是空間挪移借力打力的工具，都把被主流隱沒了的聲音及 身分重現，有一種「我在」的宣示。

去年，看《活在西九》展覽，李把大量紅藍白尼龍牀垂直放在天台，如一枝枝屬於基層的、倔強的旗號，很美。今次，他把問題放在更多的「地方」，如西九工地、 立法會、安達臣石礦場。那張平放在尖沙嘴海運停車場，在夕陽微光下遙遙默對維多利港的孤牀，有種說不出的荒涼。發展誰屬？繁榮誰屬？

另一有趣之處是作品的產生過程，把東西堆疊在大街上遇過什麼阻撓？原因在哪？有什麼理據？旁人有沒有參與？有沒有對話的可能？覺得公共藝術最重要的一環是 如何介入/協商/借用公共空間，可惜是次展覽未能把過程呈現。但正如離開了Soco，由社工變策展人的霍天雯說， 「會有後續的討論及新書出版」，相信由這位「街頭抗爭是平常」的前線者來搞討論一定很有意思。

2009-1-28 P15 |  星期日生活 |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