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廿五日美國《時報周刊》網上版，放了一篇名為《老師，放過學生罷》(暫譯)的文章，報道南韓晚上派出官員夜巡，勸阻同學晚上十時後繼續補習，希望老師放過學生。看後，荒謬感如壓在心上石，為何本末倒置如此，如果發生在香港，家長會不會出來革命，進佔教育局？問題的核心是，學生為何要補習？他們輸了考試的代價太大，要不惜一切「被」武裝，根本，不是老師逼學生，是大家認同的社會價值：勝者為王，競爭至上。
想起早前患上思覺失調的中四同學，在校園墜樓身亡的不幸事故，母親步出法院的面容，哀慟憤慨，聲淚俱下指責校方歧視兒子，未有顧及他的病患而施以重罰，包括記大過公開道歉等等 。是的，懲罰往往是學校對不達標的學生的「照顧」，下壓你的自尊，取走你的自由，生產大量的失敗者。標準在哪？就是劃一的技能領航？其他如正義感、孝順父母、細心待人(自殺同學的性格特徵)算不算﹖懲罰除了讓學生更會計算，玩遊戲規則，及早練成smart ass外，可有其他正面的得著﹖其他人除了旁觀輕嘆，可以改變甚麼﹖
正在上映的印度笑片《作死不離3兄弟》不但諷刺名校只求分數，不求創意，也直接控訴逼死很有發明天才學生的，不是校長，是整個教育制度。主角阿米爾汗本身也是導演，他於2008年執導的《心中的小星星》，講述一位患有讀寫障礙的中產孩子，最終如何從大人的期望及學校的制度下釋放，真希望所有教育官員、校長、老師可以看看，我們到底需要甚麼知識，我們在競逐甚麼呢，所謂關心孩子又是甚麼？這些戰鬥價值，人人有份背書，甚麼時候，我們放過孩子？教育範式何時轉移？

《心中的小星星》有令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段，什麼才是對孩子的關心?

刊於730視角(2011年10月11日)

邢老師

7月27日應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之邀，來港作講座的北京獨立藝術家邢丹文可說是中國觀念攝影的先行者，九十年代初，她已不甘把攝影只局限在文宣、紀錄的實用功能上，積極思考鏡頭兩端的關係，細琢攝影的叙事語言，以膠卷省視自我跟社會關係。後離開中國，她游走各大國際城市，二千年初，開始用鏡頭提問中國在全球化下的現代性的意義，而新近的系列作品《都市演釋》(Urban Fiction) ，演練了都市人疏冷虛浮的生存故事。她的作品充滿日常的詩意，很強的女性氣質，也折射了中國近三十年來的發展光譜。(邢老師網站：http://www.danwen.com/web/)

早在1980年， 約翰‧伯格在《影像的閱讀》一書認為「另類攝影的任務就是將攝影融入社會與政治的記憶，而非將攝影當作鼓勵記憶退化的替代品。」依此方法來閱讀邢丹文橫跨二十多年的觀念攝影作品的話，很有趣，她的影像也在重構中國特定的社會及個人記憶，而作品本身的變化密度及幅度，也顯示了中國社會急遽的變動。

《我是女人》系列

她的作品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最初1988-1992 是自學攝影的探索期，黑白紀實照片，表現了細膩的人文關懷，也顯示八十年代中國藝術家在物質匱乏下，沉著挖究技術的各種可能，練就扎實的基礎功夫；第二階段是1993年至1998年，主要是自傳叙述，作品《我是女人》呈現了同代的女性朋輩的不同生活裸像，或是嫵媚，或是倔強，或是憂悒，卻都適然自在，各有個性，有別一般男攝影師鏡頭下的造作或被物化。所以，我以為她是女性主義者，有很強的性別意識，再現主體身份政治，結果，錯了，很錯。她微笑說：「我只從一個整全的人出發，我當然是從一個女人，一代人的處境看世界，去思考什麼是愛情、情慾、工作等等，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根本就是男女平等的，但回到家裡，又受制於中國傳統社會制約，這是另一回事。而我家除了爸外，滿屋是女人，沒有男權這回事，而母親自少就跟我們說女人要有自己的事業及專長。獨立的女性，不就是經濟及精神獨立嗎?」她還幽默地說：「要到二千年，我才頭一次聽到女性主義這個詞，只能這樣說，我未認識女性主義之前，已受惠於它，哈哈。」

雖然她不停說自己「隨性」，我還是帶有性別角度去閱讀她的影像，如同時期的另一系統作品《生於文革》，以孕婦裸象跟毛澤東照片並列，一方面很有九十年代北京地下藝團的反叛色彩，重訪毛澤東肖像的神聖光環，重構生於文革的六十後的同輩青年的社會記憶，毛澤東只是歪掛牆上放在東拉西倒的紅旗旁的一張照片；同時，她以生活家居私人空間為背景，用孕婦為主體，隱喻下一代的社會記憶將更不同，也顯出很強的性別角度。

《生於文革》系列

是標準? 西方是唯一標準?

邢生於文革剛結束，成長於鄧小平實行四個現代化的改革時代，經歷過價值觀被搖撼得番天覆地的迷惑時代，也有一種強烈的自省特質，她不停以藝術手法提問中國在全球化及現化下的生存狀況。她九八年離開中國，拿了獎學金到紐約攻讀藝術碩士課程。「紐約就是一個世界集中在一個城市的景觀，世界各地的人都在這個舞台，尋找自己的位置，個體身份很強，生活卻是孤冷，對當時的我，有很大的文化衝擊。」此外，她曾到訪不同的歐州城市，對想像中的、藝術書本上的城市和現實有很大的落差，「我也在思考，西方就被認定是己發展、完美的，而第三界就被認為是落後的，不完美的，是這樣嗎?」她的多媒體作品《夢遊》(Sleep Walking)，似就是一個以感性影像訴說一個東方魂魄錯置在西方都市景觀下的迷樣故事。

diconnextion

二千年，她回到北京定居，驚訝中國變化之大之快，在自己熟悉的城市很感迷失，「但這種變化是否只是一種模仿? 模仿西方的生活模式? 還是本質的變化﹖中國人是否不反對這個被改造的過程?消失是被認可的嗎? 第一天跟第二天的生活還有怎樣的關係? 」她後來問朋友，如果要看中國發展最快的城市，要到哪裡? 結果她就帶著相機去到廣州汕頭的小村落，看見家家門前有成堆成堆的電子垃圾，一家大小沒有任何安全措施，赤手埋頭把這些中國生產，西方消費，又運回中國的電子垃圾進行分類、拆件，她把這種作為世界工場中國勞動力再現為系列作品《絕緣》(disCONNEXION) 及 《複製》(DUPLICATION)。《複製》系列裡，我們看到一個一個被斬頭、肢裂的塑膠洋娃娃，似大屠殺一樣堆疊一起，一式一樣，而且都以西方標準來生產的。這些影像經過美學的過濾，成為詩意的提問，模糊了既定的想像，反更尖銳地叫人愈想愈多。

是生活? 甜美是什麼?

邢的作品經常從日常出發細問真假虛偽、感性理性、夢想現實，而較近期的作品《Urban Fiction》，再加一層演練(performing)跟現實對照的玩味 。她拍攝了大量用來推銷房地產用的樓房模型，再加上由自己飾演的都市女郎，如準備在頂樓跳樓的OL等，似虛似幻，構成一篇篇可堪細味的都市奇情小說。作品看似簡單，卻層次覆疊，真假同生，每一個模型(都從中國的房地產公司拿來的)都是假樓房，卻指向某種慾望的投射，優質生活的象徵，雖沒有明確的地點，形態不一樣，誰去看，也不會陌生，那種簡潔而冰冷的建築鋪局、摩登而孤絕的生活空間，大概就是全球化下大家的理想生活環境罷。而她演出的故事，卻是真實得來荒誕，奇情得來面善。而這種從日常細微處出發，帶出一層一層豐富的想像，很有力，很耐看。

六十後的邢說，生在價值觀急遽變動的時代是幸福的，因為讓她們有面對難題的能力，更多思考生存、道德的問題，也有更強的能力去體驗生命。「而藝術家總是最不easy 的，常常找到某個衝突，可以是個人的、社會的，或是結構性、感性的，再找一種語言，尋找突破。」是的，如何向社會提問也就是當代藝術的一門必修課。

urban fiction (detail)

urban fiction

刊於24-8-2011 《信報》文化版

友誼這回事，真難說，有時比愛情可靠，有時比親情更殺人，可以是張互相利用的暖氈，可以是場沒完沒了的競賽，特別是認識了十多年的老朋友，一起成長，愛恨酸辣老酒一瓶，打翻了，隨時臭味四溢。

有趣是，今天「朋友」兩個字，竟也成為「面書」裡名聲經濟學的資本，給你一個讚似表示了甚麼，誰跟誰在甚麼場合出現等等，友誼真可以輕巧運轉如時裝。也很 久沒有看過有關友誼的電影(其實文學、音樂也不多罷)，最近上映的《謊心愛漫遊》輕巧而帶苦味，似一片黑朱古力，依然賞心。

電影英文名字比較貼近主題：《Little White Lies》，這個，中國人其實很強，就是說一些不致命的謊言去維繫關係，你騙我騙去保持友誼應有的「形狀」。此片看到當今法國影壇金童玉女：能導能演能寫 的才子吉洛姆簡納，和在《粉紅色的一生》演活了Piaf的瑪莉安歌廸娜。

說的是個中產故事，一班老朋友沒有照顧因意外重傷留醫的好友，繼續上路，結果途中一個個謊言盡顯。當然，中產法式度假生活，美食美景美人很好看，才子導演 也不無野心，很想剝洋蔥一樣慢慢帶動戲味，逐一讓角色自暴其醜，牽扯各種性和愛的關係，說到底，各人都自我中心，想著的，就只是自己。

只是，除了「Marie」這個把愛和性分開的獨立女性較有味道外，其他角色就是久了點點甚麼的，沒有認同，也沒有同情，它不像《山水有相逢》(The Big Chill) 說的是由嬉皮到優皮的故事，反映某個世代價值的失落及改變；也不像《Reality Bites》說到90年代X世代的心事和生存狀態，《謊》就是稍輕，不辣，也不夠苦，也許，這正正是今天的友誼的寫照。

刊於2011年08月11日 《am730視角》

     今年4月份「塗鴉少女」及「光影塗鴉」因為艾未未事件而成為媒體熱字，但我們對塗鴉的認識不過了了，頂多覺得它是一種很有游擊味道的抗爭方法，有趣是，7月23日香港書展攪了個名為「誰害怕塗鴉」的講座，請來了兩位塗鴉達人，分別是台灣空間研學者畢恆達及本地塗鴉藝術家MC 仁對談，一個從研究出發，一個以實踐為佐證，加深了聽者對塗鴉在歷史、經濟、文化、地方意識及政治意義的理解及想像。

 「鬼飛踢」是畢老師對Graffiti 的翻譯，也是他新書《塗鴉鬼飛踢》的名字，音意俱備，鮮活點出塗鴉的特性——「神」出鬼沒(時間性)、「飛」簷走壁(地方性)、「踢」爆體制(批判性)，同時，也突出了塗鴉這門流行於西方的街頭藝術，有本土化及華文化的可能。而這些特性，也顯示塗鴉有其政治(如誰決定公共空間的表達權 、弱勢發聲、劃分地盤、反戰反主球化)、經濟(地產霸權、惡攪廣告)、社會(反歧視、挑戰性愛禁忌等)重要的面向。

所有人都被捲進來

當然，塗鴉既古老又多變，舊石器時代的壁畫可以說是最早的塗鴉，它顯示了人類表達的本能渴求，精神的需要，要細問的是，它在哪裡、為何、如何及表達什麼。而據畢老師的研究，塗鴉這個字詞早在唐代已有，出於盧仝的詩作《示添丁》。而塗鴉繁雜，從「到此一遊」宣示存在的，到公告「還錢」、「內有惡犬」，或「誰恨誰千萬年」等等宣洩都有，張貼的地點千奇百怪，但都在公共空間，可分為「大眾」(以匿名宣洩)及「社群」(次文化的形成，有計劃地重覆的群眾運動)。

近年，塗鴉可說蔚成世界風潮，到底它跟其他文化藝術行動有何分別﹖畢說：「沒有一個藝術運動可以像塗鴉一樣，把所有人都捲進來，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文化運動，你愛不愛、記不記得是一回事，但你總會在某個公共地方、某條街看到它，要你想些什麼，或給你驚喜。」有趣是，各地塗鴉盡管面相不一，都是空間先設，是Site-specific的，也許是「空間大膽」，即在最危險的地方玩，如高架橋下；或是「社會大膽」，即克服社會風險，如在警車上噴字，都在打一場空間權力戰，箭頭往往對準當權者、政府部門、地產商或廣告商。而它在全世界流行，正反映空間爭奪是當下資本全球化一個普及、尖銳的社會議題，弱勢發聲，自有其道。

把空間問題化

塗鴉就是有力地把空間問題化，如我們的塗鴉少女，她的艾未未頭像不是噴在家裡去，而是選在黃金地段，代表了核心價值的國金和中環，就是要你看到，要你細想經濟發展下的言論自由。塗鴉行動也實在測試了本地言論自由的底線，管治的人如何處理、用什麼方法回應正是關鍵地方。相信，警方不會動用重案組來追捕「渠王」的，但就「厚待」塗鴉少女；後來敏感得連在地上用粉筆畫畫要求釋放艾未未的中學生都要檢告，不就很清楚顯示了誰害怕了誰。

MC 仁在講座上，也提及了一個國內的例子，話說一位國際知名的法國塗鴉藝術家曾到上海，打算在火車身上塗鴉，獨具慧眼地選上了上海市長的專用車卡，結果，塗鴉被禁止了，大陸的塗鴉藝術家也馬上禁聲不做了。

而台灣官方的處理方法是在公園建立「塗鴉區」，但塗鴉是個青少年問題嗎? 是市容的問題? 是破壞環境的問題嗎? 合法塗鴉還有「反」的本質嗎? 據畢老師的調查，台灣塗鴉客一般不太反對這個做法，因為可以有地方練習、磨練技巧，問題卻是「你不可不讓我同時在其他公共空間玩呀。塗鴉不是塗污 ，不需要清潔運動，規劃了空間，不等於處理了。」

塗鴉作為抗爭的方法

各地的塗鴉都因應個別的社會脈絡而不同，反戰、反暴力、反資本、反清拆、反歧視、惡攪廣告等等，如在歐洲街磺畫上成千上萬隻老鼠的Blek le Rat 及愈神秘愈出名的Banksy都是玩街頭政治的表表者；也有塗鴉客只想透過簽名(tagging) 增加知名度、存在感，是門「名聲經濟學」。有趣是，從特定的塗鴉風景裡，我們看到了特定社會的共識、禁忌，以及市民素質，因為引發對話正是塗鴉很有意思的地方，簡單到學生在教室牆上寫上「教授很悶」，老師在下面寫句「學生更悶」，一場匿名而直接、公開、不失幽默的權力對話即時展開。誰又有權決定什麼內容可以被貼上，誰就可以在街上寫上「不準張貼」? 而公眾對塗鴉的訊息，反應是容忍? 討厭﹖同意? 驚喜? 漠視? 也在顯示待定社群的價值觀，如MC 仁說自己十多年前，曾在全世界最大的牆—-萬里長城塗鴉，到今天仍被大陸網民臭罵。

在台灣，塗鴉似未成為一種抗爭的方法，參與的不少都是中產、 美專畢業的年輕人，以塗鴉為「麥高峰」，想挑戰成人遊戲卻不直接，想以奇怪的方法去引人注意，社會運動意識較弱。也有進入商業畫廊的塗鴉客，用作品去提問商業畫廊本身是個怎樣的空間。

但在香港及大陸，塗鴉的政治面向強得多，MC仁在講座上說：「大家真要好好想這個非暴力、溫柔、輕省又好玩的方法，可以做的還有很多。在大陸的話，就不是寫在牆上了，是寫在社會裡。….你覺得當下社會，數字是重要的，就想想如何玩數字…。」塗鴉跟科技及工具的關係也很密切，除了我們最近很熟悉的「光塗鴉」外， MC 仁也讓我們看到奇觀: 有大陸黑客進入Google map 的軟件，把「毛主席萬萬歲」、「為人民服務」的字眼標在在地圖的山脈、河流上，叫人哭笑不得，戲謔地把毛澤東精神語錄還原在(全球經濟)地圖上，也是寫在社會的方法之一。這很值得香港的藝術公民參考及細想。

潛藏規則鏡像主流

最後，不得不提，即使塗鴉很有抗爭精神，但本身的遊戲潛規則，一樣是主流價值的鏡像，如同樣論資排輩，講求競爭及勝利，有獨特風格、受人尊敬的稱為King，未成東西的被稱為Toy，什麼情況下被允許蓋圖、抄襲、偷竊都是有規則的。而對女性作品的輕視及不屑都是主流社會男性中心價值的折射。

05-08-2011 《明報》世紀版

懂的人就懂

謠，這個字，在網上很熱，723溫州慘劇後收視更高；細想，字意本身很有趣，它有至少三個解釋：一是不需要伴奏的歌唱，《爾雅·釋樂》徒歌謂之謠；第二解釋是流行於民間的歌唱，作者可能不詳；第三解釋就是沒有事實根據捏造的話。最近，在大陸就出現了「官謠」及「民謠」的現象。

不用多言，過去一周，謊言千層，荒謬如手，緊掐所有人的心胸，影帝慈父效應早失效，加上對媒體禁聲，729擬似中宣報的「禁聲令」被反過來上傳，在網上大大爆光，被網民臭罵，即使幾十報版要急改，民間社會，沒有禁聲。而且，方法愈來愈微妙 ：要抵抗謊言，倒不自己成為一部份，自製謠言。最近便看見各種不肯定出處，不知真假的「民謠」，如火速廣傳的湯唯及葛優 的微博，後來被證實是假的，又如把王勇平的裙帶親屬「造」了出來: 「王勇平你好：您的大女兒王曉英是鐵道部財務局主任，大女婿李閣奎是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長，二女兒王曉霞是北京市計生局處長，……我所了解的這些情況都沒錯吧？ 」

有朋友在網上指責，嫌我不問來處便放出來，是的，我已把消息真偽放下，因為覺得民謠的內容，才最重要。在官謠壓頂的時候，真假含混到無恥之境，民間如何抵抗，就是一場弄假玩玄假中有真的戲謔遊戲。看見一些如這樣高水準的順口溜，也不理會是誰寫的，是真是假：「用奶粉滅掉00后， 用考試滅掉90后， 用房價滅掉80后， 用失業滅掉70后， 用城管滅掉60后， 用下崗滅掉50后， 用拆遷滅掉40后， 用醫改滅掉30后， 用動車滅掉前前后后。」多好玩的民謠，到肉所以流行，匿名所以集體，異議成為可能。如果，連歌都不可以唱，革命就要來。

2011年08月02日 730視角 – 俞若玫

看見劉莉莉新書的副題：「這世界，不冷酷一點怎麼撐得下去﹖」，馬上暗暗點頭，翻書吸食，讓疲累的神經來點刺激。

十年了，原來距離她的舊作《媽媽的抽屜在最低：性、性別、性別政治》已經足足十年了，

雖然，今天我仍應用部份篇章到性別課堂上，學生都喜歡她的明快畫風、精到故事，把抽象的性別意識視象化，提鍊為有趣、尖銳、辛辣的漫畫 ；卻一直期待這位被稱為「香港第一位女性主義藝術家」的朋友新作。

她是偏心的，因為近年多在台灣發表作品，如《破報》的專欄〈聖約翰的草藥〉，香港讀者少嚐她的異草妖花，而今次新書發佈也只在北京、廣州及台北舉合(大家請繼續投訴)，幸而捧在手的紙本仍可在香港找到。

從副題已知道，Lily 已離開了傳統女性主義硬橋硬馬帶有本質化傾向的說理叙述，而是進入日常，反省自身的，思辨個人在世界的位置及關係。她 的作品很耐看，因為智性又好玩，畫風本身變化很大，有時滿滿是來自黑夢幽洞裡的粗糙黑線；有時連叙事框線也除下，讓人自由閱讀；有時又潔淨如家電說明書，有時又如電影分鏡的詩化分格，反映Lily 不同的創作狀態及技巧的變化。更重要是，一種獨特的目光，雖然不定不固，對我而言，是熱情地冷酷，留下很多思辨的空間。這個冷酷不是冷漠，而是一種經過琢磨、擇選後的思考距離，一種觀視世界的角度，創作人及女性主義者的獨特目光。我仍覺得她是熱情的，不是淺薄的熱血感性，也不是環迴向內的自我中心的狂飆暴風，而是明澄的力量，更深厚的人文關懷，對各種關係的肯定。

私密地公眾

伍爾芙曾說：「抵制憤怒的誘惑需要十分澄明或十分堅強的心智 」。女性主義者是多麼容易墜入怒火大池，傷人傷己，但看lily 新作的叙事策略是：幽默、點到即止、明澄的力量，想像的可能，但不失對種種社會事件的扣問，如以外傭小孩的身份寫一張明信片給媽媽的老闆，題目就是：「我媽媽在你家請好好對她」；鬼異的斷熊掌、殘魚背；抵死地坐在沙發上被置入廣告突擊；從港台的抽水馬桶看文化差異；從跟家人一起吃點心，想起缺席的父親及人工一直沒加的清潔女工；從吃一個燒餅，想到什麼是標準等等；從專利想到異性戀霸權等等，都從私的領域延伸到公的層面，沒有惡言投訴什麼，有時惹來妳淡淡的苦笑，餘韻卻是濃重的、黑色的，而且綿長。正因為貼近生活，真有幾近暴力地寫實 ，Lily 曾說：「我可以很溫柔地編織，織出很暴力的東西」，此書可能是輕鬆可口，但題旨厲害的，如一粒讓妳肚子發亮的糖，吃了下肚，肚子透明起來，讓自己看見自己那些盡是醜怪不堪的腸胃，請小心。

回憶裡創造

另外，Lily大大發揮女性主義者創作力的溝通面向， 沒有停留在單向的創作，突破平面的閱讀 ，著力提出女性塗鴉workshop，書內備有十來個塗鴉遊戲，不論是簡單的單線火柴人、自畫像、在彩票後畫畫，或是編織等等，都是讓讀者不只是被動地消費閱讀，而是會動手創作，拋下什麼既定標準、別人訂下的框架，享受自己的時光，哪怕是自家的牆上、不再穿的汗衫、小小的簿子上，起動，飛越。從細想最討厭的東西、最愛的人開始，點線面地一步步調順、整理、紀錄自己的生活點滴，慢慢認識自己，要懂得，才可以愛，才可以自強自療。正如書面上說：「當你塗鴉六十六天後，你會看見——一個更大的可能性的自己。」

憂鬱的陣痛

相對而言，「憂鬱筆記」是整部書較個人及詩化一部份，也是自己最喜歡的部份，有如說及父親的「往事如煙」、有關憾事的追思的「回收」、有關時間的「蒸發」、跟現實生活不盡交量的「麻木」、「六個月陽光」等等，都以極簡約的故事或意象，讓自省的手，搖動了心底某角半睡未醒的回憶大怪，難怪很多朋友都說Lily 的作品很像潘多拉的寶盒，有些什麼怪獸跑了出來，閣下自負。不過，很記得Lily的這一句：「我不只學會做白日夢，更學會反抗。」而我，習慣陣痛後，也學會了反抗。

(原文刊於2011-07-17 《星期日明報》讀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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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 謝至德

先無忘，雄仔叔叔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他以「講古」為藝術表達的方法， 叙述的不單是個人情感的歷程，泛泛的社會感思，而是把很強的地方意識(sense of place) 放置在具體的政治及社會運動的時間座標上，踏跳三十多年， 舉重若輕地，以詩化的、身體化的語言，製造既真實又夢幻的氛圍，讓大家並肩席地，享受「在一起」的集體微妙時光，細聽他站在時間河上，說出段段既是自身又是社運的過去和未來的故事；一下子，拉近了大家，也拉近了跟香港這個地方的歷史關連，累積更多起動的力量。

約在二十多年前開始，說故事(storytelling)及叙述(narration)開始成為文化研究、社會學、歷史學、心理學的熱門研究題目，如我們如何說性故事(被姦、出櫃、性虐待)?跟社會結構有什麼關係?(註一)，又例如故事在法庭上產生什麼效果(註二)，還有大量有關故事、身份及歷史的專書，以及故事跟治療關係，另外，我們本土也有以口述歷史建構身份的《阿婆又喊又笑》及《就是援交》等等書籍。但有趣是，雄仔叔叔今次以講故事為形式，放在劇場裡演出，並不是一次單向的自我表述，五場座無虛席的觀眾群自然地成為展演的一部份，即使年齡差距很大（幾歲小孩到銀絲滿頭），都可以在雄仔叔叔的故事裡，找到共鳴點，或是碰上想像的光芒，或是被感性帶走，或是返回某個特定的生活場景，可能是學校，可能是屋村，可能是工廠，可能是遊行的街上，各自用回憶，用想像去延續一個「我們」的故事。

詩意地方　情感容器

故事總離不開身份的建立，說書人就是從自身的過去、現在及將來選取素材，建立有意義的自我及他者。雄仔叔叔甫開場先確立身份，以小孩的語氣說明他不是熊仔，是雄仔叔叔 ，不要誤會。緊接是寓意深刻的石頭記，石頭不參與不行動，只等待別人描述番過了山的風景，百年過去，石頭仍是沒有自己的故事及歷史。這是我們安於現狀的意象嗎？我們就是石頭嗎？石頭是我們被說成的文化身份嗎? 雄仔叔叔的魅力就是這樣，以童話一樣的極簡意象，撩起想像風沙，聽者自行尋路。

事實上，是次演出，不論空間調度、劇場的語言、音樂、燈光都非常低度，圍放四周的「道具」，較大型的如上次在《都市野人》出現過的紙房子，或較輕巧的貼在牆上的搖滾海報，作用都不大，讓我們情感投入的，其實是雄仔叔叔口中故事的虛擬「地方」。一個又一個。跨越時間，越過世代，成為盛載共同經驗的容器。即使你沒有像他因出校報、寫口號而被批為共產黨趕出校，但被一眾老師審判的黑色情景，在微弱燈光下油印（今天是電腦前排版）校報力保獨立表達的暗室，以及被校規下壓時的憤怒，總不陌生罷，而那篇寫在幾十年前的《耶穌也是長頭髮的》用來爭取教會男校留長頭髮的文章，放在今天一樣適用。時間去了，教育彊硬，制度規範，不老，依然。

這類由人物、情節、實物、想像跨越時空而交織在同一地方的例子很多，如四不交一段，當雄仔叔叔1974年因反政府帶頭向公共事業加價，而宣揚「四不交」(不交租、不交電費、不交水費、不交電話費)被捕，他在黃大仙差館出來時，赫然看見對岸周思中在灣仔差館出來，他是因2006年反WTO而被捕的，時空的交疊，故事便來，即使你從沒上街，從沒參加社運，但故事非常具體地坐落在你的心理地圖裡—灣仔、黃大仙、警局、工廠、大街、1974、2006；有了方向，就容易扣連，產生意義及情感，進一步心領題旨—世代(70年代至今)、接力(幾代人反殖、反資的行動)、情詩(對自由、公義的享往，對香港的愛恨)。這就是所謂「地方意識」(註三)，故事讓我們回到香港街上，找到獨特的意義，產生公共記憶。

攝影: 謝至德

身體羁絆　價值拉鋸

當然，沒有雄仔叔叔的個人魅力、說話技巧、節奏掌握、輕省有度，故事不會如魔如幻，餘韻無窮。事實上，「麵包」與「黑玫瑰」根本是物資及精神追求的兩端，相容還是相斥? 在消費主義發展瘋癲的殖民地追求無政府的理想，在工業煙消的地方攪工人運動，甚至要問群眾在哪?有多難，可以想像，卻不易理解當中的糾結，雄仔叔叔沒有細說當年的苦困或什麼，卻以身體的故事，私密而日常地，把政治理想和個人羁絆的拉鋸，詩意地道來。這是第一次在本地劇場，聽見身體跟政治完全融合的故事，當８９年春夏之交時，他不停痾血，中醫跟他說「你是詩人，只是敏感罷了，沒有大問題的。」 我一邊聽，一邊嗅到藥包在劇場裡的苦澀。他再說這段不關什麼率領群眾的大佬事蹟，而是最私密的一刻，眼淚就滾滾而來了：

「5月19號，北京宣佈戒嚴　第二日香港8號風球，但係仍然有八萬人

冒住狂風暴雨去維園示威　當時我已經疴到不似人形　但我仍然出動

身邊既吳萱人　一路問我有冇事　我冇出声，好似個幽靈咁

跟住人潮移動我嗌口号但係已經聽唔到自己Ｄ聲音

集會完咗我又跟住人潮移動

雨水濕透全身，覺得凍　但係股間汨汨流出血水、糞便滾燙熱辣

走到維園門口　我舉步為艱　我睇住８萬人離去

剩底我一個喺度

雙脚埋來喺自己既排泄物裏面　不能動彈。」

到底身體是塊自寫的紀律門牌，還是愈想叫愈無力的起源地？外人不能容易理解，但稍有參與社會運動的朋友都一定有過不同程度的爭扎，個人在群眾運動的位置為何？如何保住參與的力度？如何避過組織活動對個人心智的消磨？如何參與才可以以讓自己身心調和？又或更簡單，如何參與才是有效的？而雄仔叔叔的故事不是灰色的，經過二十年後，他再次以故事起動，集結力量，重新起航，「人人都以為我身體唔好，所以就淡出抗爭既行列﹔初時我都以為係咁，但係我慢慢發現，其實係我退出抗爭行列所以我病。當你生命無以為繼，病就成為唯一既依附。」這多少有些追悔的氣味，我想，如果抗爭真的成為一生的志業，可能首要懂的是自己，得有道地、自在地，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參與。

留還是走 沒國的家

　　佩服雄仔叔叔把糾結的價值以輕省的態度，幽默的語句直接道來，也很喜歡說及追求「沒有國家的家園」的一段，這正是無政府主義一個核心的價值觀，這概念當然不能硬說，他卻輕鬆地用上在機場盤迴於「離開、入境」的顯示牌的故事來表達，是的，當水把石頭沖走，石頭的確長大了，他站在山崗上，看得多，選擇就出現，拉鋸、矛盾、對錯、價值步步緊隨。離開還是留下? 流浪還是回家? 自由其實是什麼? 不知道會觸動多少觀眾，生於六十後的筆者卻大有感慨，這的確是我輩很要命的成長命題。而雄仔叔叔詩意地把鏡頭轉接，巧遇曾在南斯拉夫生活的Bisuka，跟這位吉卜賽人有著血緣的感通及重遇，也就是跟價值及理想重新契合：

「我將呢Ｄ故事

一個一個咁講俾Bisuka同佢既族人聽

夜愈來愈深

營火逐漸熄滅

我見到自己

從故事裏面走出來

樣貌輪廓愈見清

我擺脫自己既幽靈

脚下，再無好似石屎水泥既糞便、血、mucous

將我困鎖喺維園門口

我走出來，好似一個新人」

而在他們之間就開出了傳說中的自由花：農民抗爭成功才會開出的黑玫瑰。而黑玫瑰也繼續在不同地方開展，在皇后碼頭、在菜園村，在立法會門前。相信，承傳及追源、回憶及遠景、消解及集結都是此演出重要的關鍵字，所以我們既聽到當年跟雄仔叔叔一起同行的戰友名字，如已過身的有周鍚輝、傅魯炳、阿宝、吳仲賢，仍在世的馮建中、佳仔、高佬雄、莫昭如等等，也聽到小孩的聲音，結尾時，小朋友問：「雄仔叔叔如果你死左我會好掛住你架。」而雄仔叔叔反過來問兩位精神導師：「馬克斯及巴枯寧，你們今天又掛住什麼呢？」是的，我們也許不是石頭，站在山崗上，想著什麼？說得出自己過去及將來的故事嗎？

註一: 可參看 Plummer, Ken (1995). Telling Sexual Stories.

註二: 可參看 Amsterdam, A.G. And Jerome Bruner (2000). Minding the Law: How courts rely on storytelling, and how their storeis change the ways we understand the law-and ourselves.

註三: 可參看Crang, Mike (1998).Cultural Geography.【中譯本：Crang, Mike(2003)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圖書。】

原文刊於《字花》32期 July -aug 2011

七月一日跟藝術公民的朋友們打扮成公安，用有趣的方法，反諷公共空間奏樂及表達自由受無理打壓。難忘那個火熱的下午，在喧囂的銅鑼灣街上，由鼓聲領航下， 大家有節有奏地以聲音互應，也許我們未必認識，卻有著非語言的溝通，一種向前的鼓動，深刻感受音樂直擊人心的魅力，享受共鳴的愉快，一次集體同心發聲的經 驗。這讓我想起聲景(soundscape)這回事，也就是環境、聲響及人類之間的互動關係。

今天新媒體進步，但我們的耳朵愈來愈靈，還是愈來愈鈍？耳筒似已成為我們的門，在車上，在班房裡、在人群裡，只是載上，東西拋在耳門後，陶醉在自選的背景 音樂裡。這還好，自選的聲音空間，生活裡，還有更多無法逃避的聲音突擊，如無處不在的植入廣告、永遠不完的裝修工程、人聲、車響(總不明職業司機為何那樣 愛響號)等等。有些人以毒攻毒，用更大的叫喧去保護自己。本星期日卻有個很特別的活動，叫《有冇聽漏咗？》─聽覺練習，就是由一群善待耳朵的人，帶我們到 不同的地方，留意聲音的質感。事實上，7月17日是世界聆聽日，它是紀念創建聲景及聲音生態學的加拿大作曲家MurraySchafer而設的。這位學者 四十多年前已提出聲音污染這回事，建議我們要培養靈耳，懂得分辨聲音好壞美醜，也強調文化、歷史、環境、地方跟聲音及回憶的關係。

日本在這方面多有研究，96年時環境省搞了個大型的「日本音風景百選」，入選的如山形懸山寺的蟬鳴、水琴亭的水琴窟、橫濱港迎新年時的船笛、岡城遺跡的松 籟等等，可見大家珍惜的聲音跟地方、生活的密切關係，如果要為香港選一種獨特的音風景，我會選七一遊行的鼓聲，你呢？(活動詳情可看http://www.soundpocket.org.hk/site/)

2011年07月13日  730視角 – 俞若玫

我想大家很難對口討論，因為重點完全不同，我依然覺他此番言論正正反映階級的差異：因為你是社會失敗者，你出來攪事、擾民、犯法，萬萬不該，真想知道如何如他說可以乖乖「公民抗命」???

回應陸離前輩的小文—只因愛香港

730視角 – 2011年07月07日

敬愛的陸離前輩：
謝謝妳7月3日在蘋果專欄給我的文章，一直欣賞前輩的清心亮話，書信體的選擇，就是直接溝通的方式，要讓我聽到，公開明示大家在價值上的差異，妳對堵路不 認同，認為此為「溫暴力」，擾民又違法，是「不對的」，苦口婆心，心領神會，比起多少在網上冷言嘲諷要強得多，如看見高志森導演在面書把堵路的人，簡化為 「一班社會的失敗者」，很是心寒，為何為政制痛心，以身體表達追求一個更好的香港，就被認為是「失敗者」？這不正是對一班不甘心止於遊行回家無事發生的朋 友的語言暴力?
有趣是，這樣的指責同時凸顯了社會的階級懸殊，身份政治，當然了，地產商、高官等利益既得者是不會跟我們一起上街的，而市場成功的導演，是不屑看清受壓迫 者行動的理由。是甚麼造成這樣的社會現實？我會問？高導演的語言不正正反映了資本社會生成的制度暴力？香港不是要有改變嗎？陸離前輩提及意共總書記陶里亞 蒂，他曾主張「和平共處論」、「統一世界的市場」等等，後輩才疏，不熟當時的歷史脈絡，但看最近才上映的《建黨偉業》，不談美化歷史部分，五四運動的呈 現，的確叫人沸騰，當時的新文化運動，不但有學生罷課，還有波瀾壯闊的罷工罷市。明白社會條件不一樣，同意前輩說沒有得到司機朋友的認同，「犧牲他們的時 間精力」，但重點不在堵路是違法，而是被主流媒體用鏡頭框為擾民，司機是被「犧牲」，顯示的是運動跟群眾之間的落差，社會共識未夠，改變的條件未足，這是 很大的啟示。再強調，參與堵路的朋友，不只是受兩黨號召，也有獨立人士，不同年齡及身份的人，他們都只因愛香港才留守至最後。我其實不強悍，也不嬌俏，只 是天真，對改變仍有希望，對群眾仍然信任，希望713在立法會門外遇上妳。天氣熱，小心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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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離前輩蘋果專欄 (2011-07-04)

堵路是溫暴力      

Dear Cally Yu：

你是這樣的嬌俏，又這樣強悍。有時旁觀你的強悍，我都「有啲驚」。你知道我喜歡你。但是，明顯，有時，偶爾……（有點口吃啦），在我們之間，有一些想法，會有一些分歧。

─ 對不起，實在忍不住「即時」聯想到，「陶里亞蒂同志與 我們的分歧」。我愛死了這個句子（應該是題目）的音樂性。有事沒事不時自顧自哼起來，樂在其中。從這裏做一個起點，希望你都可以想像得到，要反叛起來，我 都可以很反叛。從年輕力壯反叛的好像理所當然，到如今年邁體衰，我仍然會有零星的「類反叛行為」，畢生固然行事與外貌不相稱，今時今日尤其與年齡不相稱。─ 親愛的 Cally，你必須知道在「新亞書院」我都罷過課！在「真光中學」實習教書我都逃過學！未必就是今日通用的「反建制」，或者「抗爭」，只是……只 是，只是，這樣子兜兜轉轉，期期艾艾，我究竟要跟你說甚麼？是擔心你會生氣麼？─我或者明知你不會生氣，始終「大條道理口難開」：正如我可以想像我大概永 遠都沒有可能說服黃毓民和長毛，在立法會掟真蕉假蕉吹氣蕉，是溫暴力，是「不對」的，（在此案例如何有效界定「不對」？）─同樣，我如何可以有效選擇形而 上抑或形而下，去說服你，以及你轉貼的， Tipota Karma所說，「堵路是公共行動，是社會行動，是喚起社會注意，是對公義的執着……」─我只知道， Tipota們，堵路強迫大量的士司機、大巴小巴乘客，事前未諮詢他們同意，卻要他們為 Tipota的強權，犧牲他們的時間精力，或延誤了一些要事，這樣，就是溫暴力，是「不對」的。紙短意長。我無能為力。

過去一年位於上海街的視覺藝術中心「活化廳」，經常被街坊認為「攪事(笑)」，又被某些人認定為測試藝術建制容忍底線的「實驗」場所，但它到底玩什麼? 實驗性在哪? 似乎都未具體梳理，本文嘗試綜合由五月底開始至七月一日的展覽「拜山先講—再問六四和我城」及連串活動，稍作整體，從展覽空間的延伸、攪動日常的美學、建立在地情境，暫佔街道重申使用者的解釋權、重奪公眾回憶等等觀察作為開始，希望引發更多對公共藝術的討論。

作為藝術發展局資助的藝術空間，「活化廳」免卻經濟壓力，憑著借力打力的優勢，探索展覽空間的別樣可能。個人認為，它大抵不相信所謂社區藝術的展覽場所是符號再現的密封黑盒鬥智場域，也不是用來美化老街，出賣懷舊，感性回歸，最終提高鄰近地價的文化景點。哪它是什麼呢 ﹖

沒有能力為它定性，但「活化廳」高度關注、甚至介入政治及社會議題是明顯的，而且，它展示的經常不是藝術品，而是一種表態，一種反金權、反官僚、反精英的鮮明戲玩姿態，也強調社區「關係」的建構，如早期的「多多獎小小賞」把學生帶到社區，引發直接的對話及對小店的欣賞；另，如每月均有不同藝術家主理的「隔窗有野」都致力製造跟參與者的「相遇」經驗，即使是短暫的，空降的，都以打開「對話」為旨。這似乎跟上世紀九十年代法國策展人Nicolas Bourriaud 提出的「關係美學」有相近的地方，在全球化藝術商品化、城市空間被宰割為斷裂封閉，不利關係發生的脈絡下，Bourriaud借用馬克斯的概念，主張建立以交換、自給自足為依歸的interstice (暫繹為社會縫隙)，展覽空間離開物質的交換，不再只是展示「物件」，而是著重「相遇」，引發跟參與者在特定的社會及文化情景下發生「關係」，邀請各種對話的可能。於是，空間一旦「問題化」，藝展也是一種社會介入。

兆基學生作品

街頭藝展 介入日常

雖然不少人都批評「關係美學」離不開精英本色，只是在安全的框架下談關係，無基進地拆解權力架構，無向當權者施壓。不過，「活化廳」最近舉行的幾個活動，特別是五月二十八日舉行的「從北京走到北京道」街頭藝術展的基進味道又升溫，索性離開建制下的實體空間，把展場放到街上，把展品散落在山東街、上海街、南京街、廣東道，把生活的地方跟八九年處處紅火的抗爭地方連結，同時介入當下社會議題，產生非常site-specific的抗爭意義 。

吳家俊、張景威作品

勞麗麗作品

不論是創意書院同學在上海街馬路上重寫當年學生的字句、黎立本抄寫513北大學生絕食書、謝振聲 重現廣場街燈及聲音，都有種傳承學生運動的況味；而吳家俊、張景威在山東街泊車位放置一架白布製的坦克 ，更是介入日常的生活空間，擾亂尋常，突顯歷史的份量；而勞麗麗在南京街街頭扮作街販賣燈泡，融入街道風景，有效地引起街坊關注及對話，卻改變慣常語言，因為她推銷的其實是「全天候集會燭光」。區華欣及葉浩麟等在廣東道的天空揚起「你有軍隊我有人民」的長長布條，尖銳有力，今天廣東道當然跟廣東無關，卻是自由行消費地標，反專政標語跟名牌符號並列，歷史和現況一下子荒誕並置，街上行人錯愕的表情、沿途的對話才是這個展覽真正的展品。後區葉二人因貼街招被警方檢控，「你有軍隊我有人民」竟在油麻地警署隨風傲展，在警權過大白色恐怖疑雲密佈的今天，咋天的豪語不單今天適用，更可能是明天社運的遠景，而藝術家二人在警署跟警察討論六四，更是「不可多得」地跟權力直接對話。

建立情境 重奪回憶

另外，六月三日舉行的「誰怕自由戰士？──重生儀式」，一班八十後藝術家以黑布完全覆蓋位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外的「自由戰士」，重點是給這件一直妾身不明只知出產法國的公共雕塑重生，賦予它在地的、有機的全新意義，它不再是借來的符號，更不是立在廣場上沉默的獸，而是跟香港命脈相連，標誌年輕人對民主戰鬥精神不滅的志向，成為明天的廣場歷史。當下，國民教育似要強勢出台，教育局高官放出歷史沙石論，都教人更要捍衛回憶，重奪公共記憶的解釋權及想像的可能。自由戰士不再是掏去意義的舶來品了。

自由戰士重生儀式

此外，六月四日由「活化廳」出發，維園為終，路經廣東道、自由戰士及灣仔藝術中心的活動「往廣場的單車」，已是第二年舉行，再度讓參與者集體表達對六四的哀思，反思藝術跟政治的關係 ，同時短暫進佔街道，釋放街道使用者的想像及定義，顛覆被正常化到面目模糊的公共空間，試想像清脆樸實的單車鈴聲，如浪聲忽然在廣東道鏗鏘作響，也許只竊取了正在快樂購物的消費者一分鐘的好奇，但對於踏著單車的人來說，這是一次重要的、公開的、集體的對歷史的表態。

來往廣場的自行車

當展覽場地成為一個抵抗被淘空、被打壓、被單一化的場域時，它不再只是一個我展你看的消費性空間，而是有生產動力，建構不同主體，推動參與的積極性，扣連物質、情景、想像及回憶的地方。此番地方意識的建立，不正是對我城文化的最佳守護及活化的方法嗎?

刊在2011-6-15 《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