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失衡世界

© Osterfestival Tirol_Victor Malyshev

劇場讓我們走在一起。

2月27及28日文化中心劇場上演香港藝術節節目《失衡世界》，編舞和音樂是來自巴勒斯坦的Samaa Wakim和Samar Haddad King。她們用身體和音樂去體現銘刻在回憶深處的戰火印記。筆者看的是28號晚上，差不多滿座，觀眾來自五湖四海，阿拉伯觀眾很多。自己見識少，第一次和大量阿拉伯觀眾同席，他們相互認識，互叫名字，如參加一次家庭聚會，坐在前面的兩位女士都戴上巴勒斯坦方巾，心繫支持家鄉的熱切。

演出的舞台設計簡約，就是一條綠色帶子橫架在台，沒有花樣燈光，沒有巨製投映，單靠現場音景（soundscape）主導情感空間及移動想像，當然，還有舞者的身體。編舞的創作概念很純粹：「你唱歌，你跳舞，你大笑，嘗試從中尋找平靜，但現實終究什麼都沒有改變——你依舊在動盪不安的世界裏，拼命在一條搖晃不定的幼線上尋找平衡。」「我嘗試將現實的恐懼化為肢體動作。」巴以衝突幾十年未息，以軍攻擊下的加沙地帶天天直面死亡，一切生靈活在恐懼下。兩位舞者把成長的惶恐具象為演出，而我們即使沒有戰火，日常生活也在幼線上奮力尋找平靜，共感脆弱。因此，當舞者面朝地下伏在線上做類似游泳又似逃跑動作，配上現場女聲不斷倒數，28、27 跳接13 再4……3……然後從頭再由29開始，體現掙扎的分分秒秒，逃離迫切又徒勞，循環不斷，誰都明白，心在一起震顫。還有走鋼線的平衝和失衝的動作等，都直接明白。

不過，在表演性上，的確未能滿足我此等麻煩的觀眾，如一條幼線分隔了台上虛實正負空間，好玩多變，卻沒有善用。舞者的動作變化不大，仍受限於專業訓練而來的範式要求，失衡仍是某種控制下的美。情感和想像多由聲音帶動，而不是劇場空間。不過，Samar Haddad King現場製造的聲景很精彩，如一段二人簡單地用口哨來模仿空襲警號及炮彈聲音，舞者頭部及上身隨聲音滑行，很能讓人感受滿天軍機壓頂的恐懼。此外，還有祖母的溫柔細語，夾雜着汽車的煩躁響咹、茶館的歡快舞曲、機關槍聲霹靂不斷，又有清脆的鶯鶯雀聲，都在推動情景的起落。我更傾向以身體美學（Somaesthetics）來看舞者動作的演出，就是身體如何回應及感知外界的變數，而不是傳統的舞台技法。

應有的國際關懷

既然看的是身體變化，現場觀眾的動能也非常好看，特別是完場時，近乎全體一起站立鼓掌，更有一名本地年輕人揮旗支援，隱約聽見有人叫「free Palestine」，久違的集體歡快，剎那充盈劇院，大家像球迷般不分你我團結一致。同看的朋友慨嘆說，這才是國際文化都會應有的國際關懷。

只是，散場後，一切如常？劇場文化始終離不開商品化邏輯，我們是否只是買得起門票的優越消費者？我們在消費別人的災難嗎？「Mind your privilege」幾個字不斷敲打心臟。如何穿越被動消費者的定型角色？想起班雅明給我們《拱廊街計劃》的通道（passage）意象，如何打開多樣的通道，不停留在感傷，不固滯在簡便的消費？如何為自己穿越創造條件？

主動認識，增長知識是否最低的要求？舞蹈本身也可以是理解文化內核的起點。先是好奇來自歐美的當代舞在巴勒斯坦的發展，原來一直有很多爭議，因為當代舞就是一場對（西方）現代化的想像、國族身分建構、性別定型的糾纏。可以想像巴勒斯坦的民族舞Dabkeh，一直跟隨戰火、宗教（基督教及鄂圖曼帝國佔領時期的伊斯蘭教）、土地政策（農民和社區舞蹈）、後殖文化而改變，還有跟鄰近中東地區，如土耳其、埃及、黎巴嫩等地的肚皮舞互動、協商、挪用而成。從舞蹈發展來看，巴勒斯坦政治及文化脈絡非常龐雜。由澳州學者Nicholas Rowe寫的Raising Dust: A Cultural History of Dance in Palestine有很詳細分析。這位學者也是編舞家，曾在巴勒斯坦佔領區駐留8年，在難民營跟不同舞者及藝術家合作，有很多珍貴的第一手訪問及歷史脈絡的爬梳，大大豐富對中東舞蹈的認識。如何在東西文化夾擊，傳統及現代當中找出文化身分新路，正是作者提出的post-Salvagism，看來很合香港參考。

此外，巴勒斯坦儘管物質短缺，仍然不懈搞舞蹈節，跟國際舞台接軌，建構和世界對話的可能，如已有十多年歷史的Ramallah Contemporary Dance Festival，知名如Akram Khan Company、BalletBoyz、Protein Dance都曾出席，看它們的主題如「邊界故事」、「中東的身體」都深感高度脈絡化，不是泛泛而動，它們面書首頁圖像寫着「我身上有千個故事」很有感染力（www.facebook.com/RCDFpalestine）。

本地藝團打開國際文化對話

這種用表演藝術來打開國際文化對話，香港也有非牟利藝術團體「流白之間」在努力，除了去年創建了全球性的「烏克蘭讀劇籌款活動」外，也曾在去年9月初，帶着舞踏舞者謝嘉豪（Tomas）的作品，參加烏克蘭第一個藝穗節。它的標語是「Festival For The Brave」，可見當地藝術家的堅定及勇猛。早前曾參加他們的分享會，看了一套由美聯社攝影記者拍的紀錄片《馬里烏波爾戰火20日》，對烏俄之戰有更多直接的感受，也銘記Tomas的一句話：「烏克蘭不需要我們的同情，而是我們的同行。」

如果文化交流不止是一個商品化的口號，也不輕省成為行政工具，我們都要好好考量如何以表演藝術或其他方法建構通道，穿越失衡時代，可能要更多個「流白之間」？更多知識上的開拓？想起Richard Sennett的書Together強調我們愈來愈碎片部落化，得要磨練對話、聆聽及回應的能力，才可以談合作。如何建構有創作力的「在一起」，如何重拾感同身受的感應，如何增厚歷史感的光照？願同行，持續尋找開創通道的方法。

(刊於2024年3月3日星期日明報》

山上，聽見黑玫瑰的呼召嗎? 看「麵包與玫瑰—世代接力的情詩」

攝影: 謝至德

先無忘，雄仔叔叔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他以「講古」為藝術表達的方法， 叙述的不單是個人情感的歷程，泛泛的社會感思，而是把很強的地方意識(sense of place) 放置在具體的政治及社會運動的時間座標上，踏跳三十多年， 舉重若輕地，以詩化的、身體化的語言，製造既真實又夢幻的氛圍，讓大家並肩席地，享受「在一起」的集體微妙時光，細聽他站在時間河上，說出段段既是自身又是社運的過去和未來的故事；一下子，拉近了大家，也拉近了跟香港這個地方的歷史關連，累積更多起動的力量。

約在二十多年前開始，說故事(storytelling)及叙述(narration)開始成為文化研究、社會學、歷史學、心理學的熱門研究題目，如我們如何說性故事(被姦、出櫃、性虐待)?跟社會結構有什麼關係?(註一)，又例如故事在法庭上產生什麼效果(註二)，還有大量有關故事、身份及歷史的專書，以及故事跟治療關係，另外，我們本土也有以口述歷史建構身份的《阿婆又喊又笑》及《就是援交》等等書籍。但有趣是，雄仔叔叔今次以講故事為形式，放在劇場裡演出，並不是一次單向的自我表述，五場座無虛席的觀眾群自然地成為展演的一部份，即使年齡差距很大（幾歲小孩到銀絲滿頭），都可以在雄仔叔叔的故事裡，找到共鳴點，或是碰上想像的光芒，或是被感性帶走，或是返回某個特定的生活場景，可能是學校，可能是屋村，可能是工廠，可能是遊行的街上，各自用回憶，用想像去延續一個「我們」的故事。

詩意地方　情感容器

故事總離不開身份的建立，說書人就是從自身的過去、現在及將來選取素材，建立有意義的自我及他者。雄仔叔叔甫開場先確立身份，以小孩的語氣說明他不是熊仔，是雄仔叔叔 ，不要誤會。緊接是寓意深刻的石頭記，石頭不參與不行動，只等待別人描述番過了山的風景，百年過去，石頭仍是沒有自己的故事及歷史。這是我們安於現狀的意象嗎？我們就是石頭嗎？石頭是我們被說成的文化身份嗎? 雄仔叔叔的魅力就是這樣，以童話一樣的極簡意象，撩起想像風沙，聽者自行尋路。

事實上，是次演出，不論空間調度、劇場的語言、音樂、燈光都非常低度，圍放四周的「道具」，較大型的如上次在《都市野人》出現過的紙房子，或較輕巧的貼在牆上的搖滾海報，作用都不大，讓我們情感投入的，其實是雄仔叔叔口中故事的虛擬「地方」。一個又一個。跨越時間，越過世代，成為盛載共同經驗的容器。即使你沒有像他因出校報、寫口號而被批為共產黨趕出校，但被一眾老師審判的黑色情景，在微弱燈光下油印（今天是電腦前排版）校報力保獨立表達的暗室，以及被校規下壓時的憤怒，總不陌生罷，而那篇寫在幾十年前的《耶穌也是長頭髮的》用來爭取教會男校留長頭髮的文章，放在今天一樣適用。時間去了，教育彊硬，制度規範，不老，依然。

這類由人物、情節、實物、想像跨越時空而交織在同一地方的例子很多，如四不交一段，當雄仔叔叔1974年因反政府帶頭向公共事業加價，而宣揚「四不交」(不交租、不交電費、不交水費、不交電話費)被捕，他在黃大仙差館出來時，赫然看見對岸周思中在灣仔差館出來，他是因2006年反WTO而被捕的，時空的交疊，故事便來，即使你從沒上街，從沒參加社運，但故事非常具體地坐落在你的心理地圖裡—灣仔、黃大仙、警局、工廠、大街、1974、2006；有了方向，就容易扣連，產生意義及情感，進一步心領題旨—世代(70年代至今)、接力(幾代人反殖、反資的行動)、情詩(對自由、公義的享往，對香港的愛恨)。這就是所謂「地方意識」(註三)，故事讓我們回到香港街上，找到獨特的意義，產生公共記憶。

攝影: 謝至德

身體羁絆　價值拉鋸

當然，沒有雄仔叔叔的個人魅力、說話技巧、節奏掌握、輕省有度，故事不會如魔如幻，餘韻無窮。事實上，「麵包」與「黑玫瑰」根本是物資及精神追求的兩端，相容還是相斥? 在消費主義發展瘋癲的殖民地追求無政府的理想，在工業煙消的地方攪工人運動，甚至要問群眾在哪?有多難，可以想像，卻不易理解當中的糾結，雄仔叔叔沒有細說當年的苦困或什麼，卻以身體的故事，私密而日常地，把政治理想和個人羁絆的拉鋸，詩意地道來。這是第一次在本地劇場，聽見身體跟政治完全融合的故事，當８９年春夏之交時，他不停痾血，中醫跟他說「你是詩人，只是敏感罷了，沒有大問題的。」 我一邊聽，一邊嗅到藥包在劇場裡的苦澀。他再說這段不關什麼率領群眾的大佬事蹟，而是最私密的一刻，眼淚就滾滾而來了：

「5月19號，北京宣佈戒嚴　第二日香港8號風球，但係仍然有八萬人

冒住狂風暴雨去維園示威　當時我已經疴到不似人形　但我仍然出動

身邊既吳萱人　一路問我有冇事　我冇出声，好似個幽靈咁

跟住人潮移動我嗌口号但係已經聽唔到自己Ｄ聲音

集會完咗我又跟住人潮移動

雨水濕透全身，覺得凍　但係股間汨汨流出血水、糞便滾燙熱辣

走到維園門口　我舉步為艱　我睇住８萬人離去

剩底我一個喺度

雙脚埋來喺自己既排泄物裏面　不能動彈。」

到底身體是塊自寫的紀律門牌，還是愈想叫愈無力的起源地？外人不能容易理解，但稍有參與社會運動的朋友都一定有過不同程度的爭扎，個人在群眾運動的位置為何？如何保住參與的力度？如何避過組織活動對個人心智的消磨？如何參與才可以以讓自己身心調和？又或更簡單，如何參與才是有效的？而雄仔叔叔的故事不是灰色的，經過二十年後，他再次以故事起動，集結力量，重新起航，「人人都以為我身體唔好，所以就淡出抗爭既行列﹔初時我都以為係咁，但係我慢慢發現，其實係我退出抗爭行列所以我病。當你生命無以為繼，病就成為唯一既依附。」這多少有些追悔的氣味，我想，如果抗爭真的成為一生的志業，可能首要懂的是自己，得有道地、自在地，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參與。

留還是走 沒國的家

　　佩服雄仔叔叔把糾結的價值以輕省的態度，幽默的語句直接道來，也很喜歡說及追求「沒有國家的家園」的一段，這正是無政府主義一個核心的價值觀，這概念當然不能硬說，他卻輕鬆地用上在機場盤迴於「離開、入境」的顯示牌的故事來表達，是的，當水把石頭沖走，石頭的確長大了，他站在山崗上，看得多，選擇就出現，拉鋸、矛盾、對錯、價值步步緊隨。離開還是留下? 流浪還是回家? 自由其實是什麼? 不知道會觸動多少觀眾，生於六十後的筆者卻大有感慨，這的確是我輩很要命的成長命題。而雄仔叔叔詩意地把鏡頭轉接，巧遇曾在南斯拉夫生活的Bisuka，跟這位吉卜賽人有著血緣的感通及重遇，也就是跟價值及理想重新契合：

「我將呢Ｄ故事

一個一個咁講俾Bisuka同佢既族人聽

夜愈來愈深

營火逐漸熄滅

我見到自己

從故事裏面走出來

樣貌輪廓愈見清

我擺脫自己既幽靈

脚下，再無好似石屎水泥既糞便、血、mucous

將我困鎖喺維園門口

我走出來，好似一個新人」

而在他們之間就開出了傳說中的自由花：農民抗爭成功才會開出的黑玫瑰。而黑玫瑰也繼續在不同地方開展，在皇后碼頭、在菜園村，在立法會門前。相信，承傳及追源、回憶及遠景、消解及集結都是此演出重要的關鍵字，所以我們既聽到當年跟雄仔叔叔一起同行的戰友名字，如已過身的有周鍚輝、傅魯炳、阿宝、吳仲賢，仍在世的馮建中、佳仔、高佬雄、莫昭如等等，也聽到小孩的聲音，結尾時，小朋友問：「雄仔叔叔如果你死左我會好掛住你架。」而雄仔叔叔反過來問兩位精神導師：「馬克斯及巴枯寧，你們今天又掛住什麼呢？」是的，我們也許不是石頭，站在山崗上，想著什麼？說得出自己過去及將來的故事嗎？

註一: 可參看 Plummer, Ken (1995). Telling Sexual Stories.

註二: 可參看 Amsterdam, A.G. And Jerome Bruner (2000). Minding the Law: How courts rely on storytelling, and how their storeis change the ways we understand the law-and ourselves.

註三: 可參看Crang, Mike (1998).Cultural Geography.【中譯本：Crang, Mike(2003)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圖書。】

原文刊於《字花》32期 July -aug 2011

對話在權力隙縫生火

這是前進進戲劇工作坊二度公演《奧利安娜》。它有一個叫人不安、不想卻不能不深思的美國文本，引發的面向豐富而日常，糾結而可見，處境具體：一名女大學生 向教授求教同時求分數的故事。對話極簡約，才三幕，兩個演員，連番質問，挑戰教育意義、性別身分、師生關係、階級權力、政治正確、語言效力。

「兩敗俱傷」的連番質問

它叫人愈看愈多問號，角色位置雖然對立，二元答案卻無迹可尋。男教授John 還是女學生Carol 才是對的？二人斷裂、急遽、多變而日常的對話，像加熱後的粒子，在眼前震顫，不停滾動，找不到一個簡便的道德位置，可以安心停下。即使放下David Mamet 寫此劇時的九十年代，美國學界、媒體掀起「反政治正確」浪潮，相信他本人（也在大學執教）也有既定立場，處處暗湧都推在Carol 身上。她的情緒化、逼人太甚的態度在語言迷宮裏得分較少。把情節放回香港脈絡，教與學、男與女、中產與基層，總找到自己身影，觀眾都有自己既定包袱，去閱 讀劇中人，去理解「行為」、「企圖」的落差（如何構成性騷擾的爭論之一），去給劇中人不同體諒、理解的因由。當然，誰可以離開無處不在的權力羅網？因此， 大部分觀眾對兩個角色的判斷是：兩敗俱傷。

有趣是，兩次演出橫跨五年，第一次在西灣河看，尾末John 因難耐Carol 反弱為強，以政治正確及強姦的控訴取得話語權時，終於爆破，狠打Carol，當時，真有男觀眾拍手附和，猛說： 「打得好！」今次重演，觀眾冷靜多了，但不就是沒有話說，因為每場都有約七成觀眾留下討論。我參與了兩場討論，感覺很好，特別是當自己從此劇深感語言無 力、溝通失效時，在特別場（選段重演+討論會）上，聽到即場觀眾多元的閱讀及看法，也看到三百多名觀眾填寫了問卷，仔細回答了開放式的問題。溝通不就在眼 前出現嗎？小劇場正發揮它的美，讓觀眾和創作人直接而細密地分享，對話生火。

明報 P15 |  都是創作 |  留得青山在 |  By 俞若玫 2009-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