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和魔鬼共生在細節裡

 共生、共融都是美麗的概念，敞開了自我中心的窄門，邁向及歡迎他者和其他物種的進入及挑釁，一起開拓和爭奪「共」的可能與空間，而過程及細節，有魔鬼也有天使，極有可能暴烈殘酷、沒有保證、起跌無常，更不一定同生、同死。當概念放入表演藝術及本地文化生態的脈胳下，制度而來的糾結和協商也更複雜，正如Joseph 你文末所說的，在過程中，「無時無刻都彌漫著各種張力」，多少感受到你難處。

        你以「共生排練」為題，過程為本，為大館策劃「國際博覽會」節目，正正突破了以成果為本、機構主導的市場叢林法則，大有意思，在十四天內，讓十八位跨界跨境藝術家共學及分享，很不簡單，當中的張力可能正是學習的重點。我常好奇，到底如何讓異質群體產生共享的意向? 

       跟博覽會同期，我參加了獨立藝術空間「小田工作室」攪的分享會，對此多了一些想法。主理人小田以「文化基建如何形構藝術發展及如何走下去」為題邀請了本就要在博覽會分享的五位東南亞製作人: 泰國Sasapin Siriwanji、印尼Rebecca Kezia、越南Tra Nguyen Bich 、柬埔寨Sokhorn Yon 及馬來西亞E-jan Tan。她們以外圍更暢所欲言的氣氛下，分享各自經驗，篇幅有限，不會詳記，但她們之間相當腍熟，聯盟情誼濃厚，印象很深，當中固然出於情感的支援，也可能是一種互學的需要及迫切。她們有不少相同的政治脈絡: 政權的急速更替、言論自由被打壓、跟西方(及前殖民者)微妙的關係、承傳文化遺產和實驗藝術之間的張力，還有藝術教育及資源不足等等，如何在隙縫對應，如何以民間力量補充建制的不足，都成為她們連結的基礎。

      回想Donna Haraway 在《Staying with the Trouble》一書迫切地喊出:「製造親族，而非嬰兒！」的口號，雖然她針對的是對抗「人類世」及「資本世」引發的生態災難，但所謂親族(Kin)，不出於血緣，而出於對跨物種及跨文化的重新相認及連結，也很值深思，我們可會重新和東南亞文化編結更有創造性的關係，更深厚的互生共學?

    另，19 號早上自己應邀在「第二屆香港國際共融舞蹈節」的一個環節作分享，大會的題目相當弘大:「共融舞蹈的未來：建立全球性的運動或對未來期許」，我只有能力收窄為兩個提問: 共融舞蹈的社會意義及如何理解全球化下的文化工業。如果我們視共融舞蹈為社群充權的方法，我們有沒有連結觀眾? 共融這個精神有沒有成為社會主流及進入日常生活的重要價值? 還是強化觀眾的被動習性，輕便地消費政治正確? 如果觀眾跟共融舞者一起共學就是我的願景了。 如果有天大家都願意自省、聆聽及了解不同民族、身體能力、性取向、性別、年紀的狀況就不再需要「共融」這兩個字了。當然，創作人不必要教育觀眾的。但以專業化來面向全球化的文化產業操作，會否把共融舞蹈成為一種制式化的舞種，而不是回應時代的文化實踐? 

• 

• 

• 

     說了一大堆，最終都是回到本質的問題: 個體如何打開「共」的可能? 個體如何有能力成為連結他者的有機體，看見你文中提及藝術家提出的「濕本體論」，很有意思，大概是更流動、更有生成力量的存有，也暗合了Haraway 常常提及在危難時刻要重新學習，加強回應的能力(response-able) ，努力令自己更 “ontologically inventive” 。也許，這些只是很抽象的論述或只是概念上的譬喻，但讓自我更有活力，更有伸縮餘地去創建關係，去面對魔鬼和天使共在的處境，在細節裡反思自己真正在乎的是什麼，也應該是在亂世裡一個人需要的能力。

  

原文刊於25-10-2024 明報世紀版《字舞間》

另類的可能

原來你去了峇里，也參加了當地舉行的雙年展Indonesia Bertutur，真心羨慕，可以直接體會非白人主導，非歐州中心的東亞聲音，也可以接地氣去理解整個雙年展的實作及理念，這種第一手的觀察及知識的共享很珍貴，謝謝你。

當然了，全球文化產業競爭激烈，「雙年展化」、「盛事化」是各地政府用來刺激文化旅遊、活化舊城、促進文化基建及擴大創意經濟成效的文化政策手段。香港正是眼前例子，近年由隸屬文化體育旅遊局的文創產業發展處（前稱 Create HK) 主理的，文化藝術盛事基金就以巨額資助，從上而下地改變本地的文化生態及創作模式，作品愈來愈跟錢走。而如你文末提及的香港演藝博覽會，大概再進一步把香港定位在向國際展銷國內及本地文化產業的中介位置。　

不過，文化產業除了經濟面向外，自1895年威尼斯舉行的第一個雙年展以來，各地的國際展覽都曾掀動了大大小小有關意識形態、文化身份的政治爭論，2022第十五屆文件展引發「反猶主義」的兇猛辯論相信記憶猶新。現在每年大概有二百至三百個雙年展在世界各地舉行（可參考：https://www.biennialfoundation.org/）。維也納大學政治理論教授Oliver Marchart 直接用"hegemonic machines" （現譯為文化霸權機器) 來形容雙年展，它是本土、國家、跨國之間生產文化身份的場域，但不是一面倒的，隨著時勢的改變，不再只是穩固全球北方及殖民者的主導及中央位置，邊緣地區同時可以上場及策劃自己南方的獨立聲音，著名的例子有以紀錄抗爭藝術為主的光州雙年展、反殖的巴西聖保羅雙年展、反北方的古巴夏灣拿雙年展等等，都持續地以其邊緣位置，用藝術向世界展示不一樣的文化系統及厚度。我想，你剛去過的印尼雙年展也是重塑本土及全球、傳統和西化之間的思辨及創作成果的東亞聲音。　

當資源不在民間時，藝術家可以如何在官方框架下產出響亮又多樣的自主聲音？ 看來，Indonesia Bertutur 是很好的參考。它是政府項目，由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Research and Techology 主導，所有節目免費，有超過九百位藝術家參予，百多個大小展覽及演出在兩周內分別在四個地方舉行，規模龐大，分為七個單元，各有獨立策展團隊，全是藝術家，而藝術總監正是去年來過香港國際舞蹈節「跳格」的著名藝術家Melati Suryodarmo，她有非常豐富的國際參展經驗，也有我們熟悉的星加圾-香港兩面走的舞蹈藝術家及導演葉奕蕾；重點是，策展團隊都是熟悉國際藝術生態、很有識見的藝術家，他們如何在大框架下為印尼本土創出更寬闊的文化局面及言說可能？

單聽你說，他們願意在委約作品前，花至少一年時間滋養當地年輕藝術家，當中以過程為本，引發跟不同藝術家大量對話，讓作品蘊釀及修正，真正支援年輕人，令創作不停在製作，而是可以持久進行的實驗。看來，印尼雙年展跨越了作為文化符號及商品的生成器，成為研發本土未來聲音的器具，並以對話為燃料。

再看它們的主題： 蘇巴克 （Subak)，一套公元九世紀已經開發的水稻梯田灌溉方法，最初以為是因應某種需要，再次歌頌已成為世界遺產的文化景觀，但從節目內容看，並沒有把傳統文化產業簡單地符號代、神秘化、儀式化，而是取其哲學及人文精神：農民在社會的位置需要尊重，他們以工程有智慧地介入自然，又用所有人參於討論的方式集體決定每戶人家得到多少的水等等，可以說，讓藝術家思考如何從傳統裡從新學習面對當代的社會、政治及生態問題，關乎人與人，人和自然及神明的關係。這些想法，以及你說及的那些混合主流、傳統及本土、國際的節目，都叫人細想承傳文化，不是概念，不是口號，而是重新學習的漫長工作。所謂未來的聲音，不是切斷跟傳統的關係，而是以現代目光提取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養份，豐富前行的力量及方法，成就自己穩實的聲音。

回看香港文化生態發展脈胳，由上而下地被規劃，製作跟資助走，另類創作的成本愈來愈高都是可見的事實，取得資源的創作人更要在獨特的位置上，在理念、操作、方法上深思細考，在盛事為本外，如何生出多元豐富的不同聲音？

原文刊於明報世紀版 2024-9-27